章东磐/文
自《国家记忆》第一卷编选完成起，我就在思索一个问题：自己所做的工作到底是干什么？这件事想了一年都没有弄明白，结果吴思先生新著《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当头棒喝，令我猛醒。与现今的所有产品诞生一样，历史学研究也是一条生产线，吴思先生处在生产线的最高端，因为他透过对历史的解读，糅进自己创造性的独立见解，进而重新解释历史，为今天的人树起可以清晰照鉴的镜子。我没有这样的学问根基，但不吝惜出力气，所以在这条生产线上负责原材料的收集与准备。没有我们这类吃苦耐劳的历史农民工，吴思先生们就要自己来挑拣材料，犹如让顶尖大厨亲自从剥洋葱皮开始，呛到泪流满面，端着炒勺擦眼睛，显然是不合理的浪费智力人才。
明白了这个使命，加之在我的另一项行业里得出的铁定结论：一切好产品最后都是拼原材料，对于基础材料的拣选与甄别自己就格外在意。现在，我们这个小团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场的历史研究中有幸成为了原材料供应者，我们自己求精求真的苛刻心态自不待言。
2010年2月，牛子率领复制班子抵达华盛顿，全体人马会合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第一个上午，我们确定了两个原则：1.所有美国照相兵拍摄的CBI战场照片要不加挑选地复制；2.照片正面和背面均以扫描仪的最高精度复制。当时对于牛子提出的第二点，我曾提出异议，询问他为了扫描画幅并不大而且不是底片的照片，这样精度的扫描是否值得。如果当时稍微放宽一些扫描精度，无论是扫描需要的时间还是存储设备都可以减少大约一半，那是钱呀。牛子坚持了他的意见，我们达成了共识，他在整整六十天的繁琐工作里对此事始终咬住没松口。
在他们完成复制工作整整一年后，我们开始筹备在国内的第一场大型展览，设计师赵妍在展厅的中央悬挂了40幅将近5米高的抗战人物肖像，全部是剪切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照片的局部。第一眼看见这些顶天立地的军人们，我被“雷”到了。如同在美国初见一样，真切的细节幻化成了视觉巨浪，排山倒海，扑面而来。那位在美国让我热泪盈眶的中国草鞋兵，脚上编鞋的麻绳放大到手指头那么粗，竟然还看得出其中的纹理。真实是需要细节的，真实的细节放到再大都挑不出破绽来。
清楚了自己在历史研究链条中的位置，就更深切地了解了犹如大厨助理般材料准备的岗位责任，自己要做的事基本与食客的赞誉无关，但如果本应清淡鲜香的鸡汤里漂出死苍蝇来，挨骂的肯定是负责挑拣与洗菜的小工。我们要做那个好小工。
一
随着历史禁锢之门的逐渐打开，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尤其是滇西与缅甸战场的调查与写作渐成热点。大量托名于“口述史”、“纪实”与“回忆录”的书籍出版。然而，多则多矣，其中能达到“重新解释历史”水平的，恕我直言，一本也没有，这个评价也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而更要命的是，解释历史的使命无力完成，起码要把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任地作好，可惜的是，这一批一批的书籍中，达到了这个基本水准的都少之又少。《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的编辑与出版，本意只是自说自话，把我们搜集到的关于中缅战场的史料展示给大家。但在这些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收集的资料与此前读过的一些论述的矛盾之处。其中一本就是《军碑一九四二》，作者王楚英。
这是部砖头一样厚重的著作，封面上作者王楚英先生在战场上的头衔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上将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队长”。卷首作序的两位人物，身份也够显赫：一位是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中将、教授；一位是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员。显然，如果这部书确是史迪威将军在中缅印战场中贴身随员的口述史，那么，它对那段历史研究的价值，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说起来，这本书的特约编辑和写序言推荐此书的几位，都是军人出身，对战争、战场、战斗技能与武器装备，应该有最基本的了解，如果其中任何一位对此书采用稍微专业并且负责任的态度来审读，那么这部伪得离谱、漏洞比破渔网还多的书稿，就根本不会一路春风地登上书店柜台。
我从书中拣出几段请读者过目并判断，这样的神话竟被当成历实的真实成书了。作者在书中写到了一支自己亲自组建并担任负责人的队伍，据称叫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在对日作战中取得过三战三捷的战果:“1941年12月16日，我随侯腾（编者注：中国驻缅军事代表，少将）和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少将，到仰光会见英军总司令胡敦中将，向他提交《中英联军缅甸南部会战计划》和组建中英联军统帅部与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等项实施方案。胡敦立即将其上报印度总司令韦维尔定夺。韦维尔随即电告胡敦：……即请中国派人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参照‘温盖特突击队’的模式编组装备，由英军后勤部保证供应，……”
于是，作者“从昆明军校5分校17期即将毕业的缅甸侨生中调30人，另从昆明侨务人员训练班侨生中抽调200人，当即用飞机运到仰光”。加上已在缅甸招募到的无家庭负担的华侨未婚男青年1200人中的220人，组建了这支总数为450人的相当于营级建制的队伍，并配备为一个30人的“特勤分队”和“140人的中队3个”，“由侯腾报经林蔚批准并征得胡敦同意后”，派作者担任指挥官，薛穆尔中校（书中载该员为英军情报部参谋）为总教官兼联络官。此外，还有中队长3人、副队长3人、分队长9人和三位组长。
按照最基本的军队任职规则，担任中队长、副队长和分队长的人都应不是“即将毕业的缅甸侨生”或“华侨未婚男青年”，而应是有经验的军人分别编入序列。故作者率领下的每一个中队应为145人。书中称这支部队是“参照温盖特突击队的模式编组装备”。“每个中队配备：轻机枪9挺，冲锋枪36支，手枪6支，半自动步枪45支，背负式无线电话机6部，每人携手榴弹6枚，指北针1只，森林砍刀1把，弹药1个基数和其他敌后森林作战应有之装具以及英式服装背包。”
装备数字细至个位，可见作者并没有因年代久远而遗忘什么。但问题来了。按照书中讲述的装备，这支145人的为特种突击作战而建立的武装队伍，连手枪在内，一共只有96支各式枪械，竟然有49人，也就是几乎三分之一的军人没有武器。这个明显的破绽告诉我们，所谓“参照温盖特突击队的模式编组装备”，根本是作者的信口之辞，这种可笑的武器配备不符合“温盖特突击队模式”或者任何一种突击作战分队的模式，更何况当时根本就没有温盖特突击队这个模式，因为书中这个故事发生的1941年12月，温盖特本人正在英国养病，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下一步到哪儿混，哪里来的那支为作者臆想模式的突击队呢？
更令人惊叹的奇迹还在后面。作者在书中称自己领着那支483人的绝大多数是新兵的队伍和6位英国军官，当夜就出发，奉命至“一个叫麦沙老的小镇驻防”。随后，自1941年12月21日清晨至1942年元旦，作者的队伍总共完成了：实弹射击、夜间战斗射击、各种状况下手榴弹投掷、土工作业、伪装、爆破作业、扫雷、森林中行军、露营、河流通过、侦察、警戒、伏击、奇袭、单兵格斗、擒拿术、障碍超越、伤员救护、旗语、信鸽使用的训练科目。
作者的这支新兵队伍在10天里一共完成了20项单兵作战科目的训练，平均每个科目的训练时间只有半天，这个半天，摊在土工作业上连一个标准的单兵掩体都完不成。更别说土工作业中必须包括的战壕与工事构筑。1942年初中国军队在缅甸的对手是以日本北九州的矿工为主体组成的师团，以作者书中这支要经验没经验，要体力没体力，要技能没技能的队伍真能神话般的“三战三捷”吗？日本军队真是太不经打了，没摸过枪的一群孩子训练十天的队伍都能轻取三连胜，还需要我们三百万军人的牺牲和八年浴血抗战吗？
这其后，作者自述他亲率这群只训练了10天的青年百姓上阵了。书中说“胡敦(书载其为英军总司令)命令我这支仅训练两周的‘半军半民’式的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来替英军打头阵”。说实话，这个历史玩笑真开大了。在国家主权中，还有什么比军队的指挥权更重要呢？中英两国什么时候签订过协议，英国军官可以直接调动指挥中国军队，哪怕一支小部队，哪怕“半军半民”呢？何况居然还是“替英国军队打头阵”。作者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编辑者眉头不皱就放过去了，这后面有多大的历史责任，各位掂量过吗？书中“三战三捷”的梦呓我不浪费读者时间了，反正书里面作者自述亲历的每一场胜仗都是伏击；都是敌人毫无觉察百分之百按照作者预设走进伏击地点；都是使用预埋的地雷与集束手榴弹；都是敌人非死即伤、仓皇逃窜；都是打死敌人有名有姓的几个；都是连打伤逃跑了的敌人作者也清楚说得出他们的姓名和职务……
任何一位稍具军事常识的朋友都应能看出来，这段有关1941年底至1942年初作者王楚英先生缅甸故事的致命缺陷了。关于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除了王先生的口述，我至今尚未看到任何其他人的回忆与文字史料。而王先生真任职过“史迪威上将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吗？
二
《军碑一九四二》中作者精准到几乎每一天地讲述了自己在史迪威将军身边工作和战斗的“真实”经历。其中1942年4月16日开始的那几天令我印象深刻，按照书中115页开始的“回忆”，我为作者列了一个行程表：“16日早5时出发”，“3辆摩托车”、“一辆指挥车”、“3辆小吉普”、“3辆中吉普”，“共7辆汽车”，于“16日上午10时许，史迪威、罗卓英一行”，“长驱300多公里，来到已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爆炸声的乐可”。
五个小时，这样的一支车队，在缅甸稀乎烂糟的崎岖山路上，居然能齐齐地开行三百公里！假若作者当年真的驾驶过，或者乘坐过书中被称之为“小吉普”的那种军用汽车，就应该会记得，战场上的那种车没有固定的车顶，也没有车门，为了作战方便当然也没有安全带。另外，那种车的座椅又矮、又窄、又平、又硬，车底是钢板减震，车速稍快，遇上个沟坎，人会从座椅上跳起来。4月中旬，缅甸的雨季还未来临，驾驶这样的车在山间土路千折百转，车轮卷起的尘土比烟幕弹还浓，后车根本看不见路，还加上三辆摩托，五小时狂奔三百公里！十多年来，我无数次驾驶比那种吉普马力大三倍以上的越野车穿行于当年的滇西战场，也曾驾车驰骋于干季的缅甸山路，从没有一次，也想都不敢想以五小时的时间飞驶300公里这样的天方夜谭式的奇迹。
历史学家黄仁宇1943年起在驻印军任尉级军官，他叙述3月下旬的缅北之路：“我们午前十一时由六十六团指挥所出发，一路行经山腹，路幅宽窄无定，路面又未铺砂石，车行非常不便。沙杜渣以北，辎重部队的驮马不绝于途，车行速率不能超过五码。”时速不到五英里，也就是九公里，当然他讲述的不是同时、同地段、同条件，但都是缅甸的旱季。他们一台车时速不足九公里，作者的车队如何在五小时车途中持续近七倍于此的行驶时速呢？
故事更厉害的还是这个行程的下半段。那天，作者在陪伴史迪威将军亲临火线，至下午4点钟结束视察，居然同样也只用了五个小时，沿着这300公里路又开回去了。
作者隐隐约约地告诉读者，他亲身追随史迪威将军徒步撤出缅甸。“他（史迪威）指定罗伯茨中校率领被点名乘机的人，马上乘汽车去登机。等他们出发后，史迪威就带着狄克杨、梅里尔……和我，以及留给他当时交由梅里尔领导的中国警卫队58名官兵，……共115人，……立即驱车向英多前进……5月4日，史迪威同罗卓英再次在英多相遇的……5月5日，他二人在班茂分手，罗卓英停下来等杜聿明，史迪威则带着他‘国际兵团’115人，来到明京山中宾崩……由于再往前走汽车无法通行，史迪威便下令抛弃汽车，全体开始步行”（《军碑一九四二》，243页）。由于那次艰苦行军太著名了，以至于相当多的史料都详细记载了那支小部队的人员构成，其中并没有58名中国警卫队官兵，人数也比115人少一个。我相信这并不在册的一位就是试图把自己塞进历史的作者本人。
同在《军碑一九四二》这本书中，同在1942年5月4日这一天，作者又把自己安排在了远离史迪威将军的另一个地点：“5月4日，黄维得知林蔚回到保山，立即驰电慰问，并表示要调我回54军。林蔚知道参谋团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即将撤销，便欣然同意，随即将我找去告知此事。”作者自述当时被任命为54军山炮营三连长，并上任报到(《军碑一九四二》第172页)。即便根据作者的亲述，1942年5月4日作者也只能在一个地方，要么在云南的保山，要么在史迪威将军身边参加徒步走出缅甸的艰苦行军。除非孙悟空，还没谁能让自己两个真身瞬间分别现身在战场阻隔的千里之外。
三
现居台湾的退役抗战老兵曹英哲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多次讲到当年战友王楚英先生，那本书里还有几帧他与王楚英的合影。根据他的回忆，王楚英先生于1941年底至1942年并不在缅甸战场，而是在云南文山的54军补充团任见习排长。而且，曹英哲将军对王楚英排长的记述不仅于第一次远征军出国前后的时段，还出现于他对1944年春节前在怒江东岸临战时的回忆中。在他的回忆里，王楚英先生当时在陆军198师担任参谋，由于叶佩高师长赴印度参训，代理师长职务的副师长与王楚英先生关系不好，他感到生命安全受威胁，故而时任特务连长的老战友曹英哲派一位赵姓班长协助他逃离了198师。
由于恐怕自己仅基于常识与逻辑分析误伤了王楚英先生，我与同伴对所能见到的史迪威将军任职中缅印战区期间的照片做了详尽的检视。2010年1月23日，我在美国旧金山市的乡间拜访了史迪威将军的外孙伊斯特布鲁克上校。他预先为我准备了大量史迪威将军1942年至1944年间在缅甸和印度时的照片，我也是此时才知道美国军队的档案记录有多完整。那里面居然包含几十张史迪威将军1942年徒步撤出缅甸时的照片。那些照片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一，史迪威将军的座车从来都是由美国军人驾驶的；二，担任史迪威卫兵的全部都是美国军人。另外，在那么多的照片中，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检视，没有看到一张史迪威与青年军官王楚英先生 (或者只是像王楚英先生的中国下级军官)的一张合影。将军的平易近人是出名的，我根本不相信如书中作者所述与将军亲密相处两年多的时间，称呼作者为孩子的老人竟连一张照片都不与他的“警卫队长兼联络参谋”合照。
2010年2月，我们团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再次查找缅甸战场的影像，并发现更多在伊斯特布鲁克上校家里也没有见过的史迪威将军当年在中国、印度、缅甸的照片，其中有相当数量是他在吉普车前与卫兵、参谋班子和车队司机们的合影。同样的，在那些照片上，我和同去的晏欢先生都没有看到王楚英先生或疑似王楚英先生这位“警卫队长兼联络参谋”的身影。另外，伊斯特布鲁克上校告诉我们，美国军队的将军一定由美国军人担任司机与警卫。这一条军规从程序上否定了王楚英先生自称担任史迪威将军警卫队长一职的可操作性。
所有的分析与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本《军碑一九四二》不是从“记忆的闸门”里流淌出的真故事、真历史，而是用别人的食材佐料拼凑起来，再把自己剁碎了煮进去的大碗杂烩。但我这个不松口的死咬不放并不是针对作者的，因为作者当年确曾投身抗战，服务于叶佩高将军的陆军第198师。对于当年抵抗侵略的每一位军人，无论他是否有多么英勇，我从来都心怀敬意。在那个长夜无边的岁月，就犹如无助的人孤身走在漆黑如墨的坟地里，能有胆子对着恐惧发出一声嘶喊都需要过人的勇气，何况是放弃相对安稳的顺民生活投入抵抗者的行列呢。到今天，仅存的他们都那么大年纪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不如死的后半生，老了，老了，逢惯了噩运的人生突然熬出了头，有人关注他们了，前来听讲故事的人多，老人们吹点小牛加上记忆偏差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对这部伪书面世的无尽愤怒全部是对着这本书的策划者、编辑者、出版者和推荐序言撰写者的。如果你们仅仅是一位访问者、倾听者、记录者，我不会挑剔你、责备你。但你传播了这个信息，就一定要对进入公众视野的历史真实性负责任。
本来这些老人是挺到了风烛之年才收获这么一点点迟到至暮才来的尊重，而你们的无知与名利之欲推着老人一步步纵容自己，走上了收不住脚、回不了头的说谎之路，直至耻辱缠身。你们亲手为这些曾以青春捍卫祖国尊严的昨日军人搭建了晚节的绞刑架。拉动行刑之绳的不是你们，你们懦弱地躲开了，用虚伪的双手掩住脸，以不忍伤害老人的虚情假意的话语为自己的恶行盖上薄薄的土。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认错是与勇气并列的。可认错真那么难吗？我诚恳地希望《军碑一九四二》的参与者能站出来公开认错，其实只是面对已经尽人皆知的真相低一下头，比作者王楚英先生当年从军报国时所需的勇气小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