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叶匡政/文 6月3日，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爆破拆除，这座建设当初投入约8亿元，使用寿命却只有8年多。这座曾为亚洲第一的室内足球场，被拆除的原因简单，仅因地处郊区使用率不高，在拆除前已沦为仓库。沈阳的百余位老球迷在现场苦守了近5个小时，只为送这座建筑最后一程。每个听到此消息的人，都会禁不住发出疑问，耗资如此巨大的一座公共建筑，为何那么短时间就会被拆除？由谁来承担这一建一拆所造成的巨额财政浪费？

近些年来，各类使用时间极短的高楼、大桥被拆除的新闻屡见不鲜。去年丹东市为给高铁让路，拆除了建成仅两年多、投资数千万元的火车站综合楼和立交桥；前些日子，四川绵阳为给万达广场腾地方，竟将港府援建的绵阳紫荆民族中学拆除了，这座中学使用不到两年。此消息在媒体和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港府发展局甚至表示，将考虑收回捐出的200万港元。民间早将这种做法命名为“败家子工程”，各类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越来越短，随意拆迁现象四处蔓延，由此造成的资源巨大浪费和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常常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

对商业和民用建筑的拆除，因有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也许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对这类大型公共建筑的建造和拆除，显然需要慎之又慎，因为这类公共建筑的成本是由纳税人承担的，业主也早已变成了国家。民营资本有自身的约束机制，但对于国家投资的这类公共建筑，谁来对这类投资失误和损失负责，以及如何约束和遏止由此造成的浪费和贪污，就成为制度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很显然，没有人为这类公共建筑的错误投资和浪费埋单，是因为这类公共建筑无论从投资到建设，都存在透明度与民众参与度的欠缺，至于相应的问责机制，更是闻所未闻。应当说，在西方国家，对这类城市规划与公共建筑的管理经验已经相当成熟，有公众意见调查、社区论坛、公众审查与主议及听证会等各种形式，来保证社区民众的参与。在责任追究上，也有严格的审核和评估体系，随时接受民众的监督与举报。但在我国，目前却只有一个集体决策的笼统定义，各级政府的决策者和参与者在其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否有相应的法律授权或合同认可，在制度上一片空白。至于这类公共建筑的规划与建造，更是与当地的市民毫无关系。当这一切都由掌权者暗箱操作时，拿公共建筑做私人交易，势必会成为常态。

5年前，杭州市曾出台过一个规定：重要公共建筑如果拆除，须经严格论证审批并公告，未经专家论证和社会公告而擅自批准拆除的公共建筑，其批准文件无效。虽不知道这个规定在杭州的执行情况，但至少是对公共建筑的拆除有一些制度上的认知。之所以会有这类不顾浪费的拆除，大多因为这些公共建筑在建设之初，就属于华面不实的项目。很多工程属于当地政府官员头脑发热的产物，根本未顾及当地社会与民意的实际需求，才会出现了大量像绿岛体育场这样的不计成本和收益、劳民伤财的“败家子工程”。这类工程不仅扭曲了当地真实的公共需求，其实在建设之中，也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贪污与腐败行为。

要真正遏制这种对公共建筑的乱建乱拆，需要反思的是当下中国的城市治理模式。比如美国城市治理模式就一直在创新之中，经历过市长暨议会制、城市委员会制、城市经理制等不同的模式。其中城市经理制虽在上世纪初诞生，但美国如今却有大半城市采用了这种治理模式。这种城市经理制，也叫市议会及经理制，它由市民按区域选举一个小型市议会，议员通常为单数，负责制定政策及法令，批准年度预算等。再由市议会聘用一位受过专门训练且丰富经验的专家担任市经理，全权负责城市行政管理事务。它与城市委员会制不同的是，严格区分了立法与行政权，市议会与市经理分工明确。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城市被看作一个大企业，而市民则为股票持有者，市议会如同董事会，市经理如同总经理。因为这个改变，市政机构成为一种高效的企业化组织，而不是有党派纷争的政治性机构。

城市经理制体现了美国“小政府”的传统，但它同时也保证了行政权力的相对集中，和市政管理的专业和科学。因市政问题常涉及不同阶层和社区的利益，所以市政的决策过程应有更广泛的市民参与。如在美国的这些城市，除了市民可普选议会，还允许市民旁听市议会会议，当关系到市民的重大利益问题时，更会召开市民会议来征求民众的意见，很多决策更是由市民直接参与投票表决。为鼓励市民参与到城市管理的决策中，市政府还会举办各类培训与讲座，城市经理需定期介绍重大的市政项目，来提高市民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关注度。应当说，这种制度在美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看到，在美国极少出现这类公共建筑乱拆乱建的现象，与美国这种市政管理模式有根本关系。

对当下中国的城市，比大兴土木更为重要的，显然如何实现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只有解决了城市管理制度的创新，城市各种系统的协调运转才有可能，公共建筑的乱拆乱建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否则的话，制定再多的相关禁令或政策，只属于纸上谈兵。记得作家爱伦堡在赞美巴黎时说过，巴黎不是按计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林那样自然成长起来的，往昔和现在融为一体，这使它成为一座奇妙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观，值得国人反思，城市其实也像植物一样，不能拔苗助长。罗兰·巴特把城市视为一种谈话，通过与居住者的对话，实现城市自身的成长。这种对话是复杂的，是市场力量、历史文脉、治理制度、公共空间和文化因素等各种变量的互动与对话，最终使每个城市的空间都形成一个独特的故事，不同故事会形成市民不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要实现这种多元、独特的城市对话，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城市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