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殷宴

“在密集耸立的公寓大楼之间，突然出现一片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楼，只见一望无际的灰色与褐色方块在山坡上连绵而下，形成一团毫无章法的水晶结构，彻底淹没了地貌。靠近细看，才发现这些水晶原来是房屋与商店，是居民在未经规划也没有申请许可的情况下以砖块与水泥搭建而成的二三层楼房，交叠耸立，以难以置信的角度突出于地表之上。”

这就是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目睹的“六公里”，一片位于重庆市边缘的居民区。近二十年来，重庆周边乡村的农民逐渐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到城市中寻找希望、寻找梦想，或者仅仅寻找一口饱饭。他们在市郊的荒地上搭起简易住宅，一家人便扎下了根；乡邻、亲友随之而来，逐渐形成一片聚居区。2010年桑德斯访问“六公里”时，这里已有二十万人口，多数在重庆市内从事保安、服务员、钟点工等等工作。这里的街道狭窄拥挤，密密麻麻的住房中夹杂着饭店和商铺。这里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而这里的人却以双倍的汗水同时支持着城市与乡村。

桑德斯走访了二十个国家，一次又一次看到类似的情况。伦敦、巴黎、多伦多、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几乎每一座大城市都有成分复杂的灰色地带，一批批外来者带着新鲜的泥土气味在这些地方落脚，顽强地向城市的心脏进发。尽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这些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城市居民将这些地区称为“贫民窟”、“移民区”、“城中村”，而桑德斯则称之为“落脚城市”。

“落脚城市长期以来遭到了严重的误解，”桑德斯说，“人们往往认为这些社区是死水一潭，而事实上它们充满了生机。”在简陋粗糙但房租低廉的临时住宅中，初入城市的“落脚家庭”以最小的代价维持基本生活，将节省下来的收入寄回农村或积蓄起来，为进一步向城市进发做准备。许多人在这里做起了小生意，从父子相承的手工作坊到配有电脑系统的现代化工厂，这些小型企业实际上构成了城市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勤奋，无数来自农村的家庭在这些落脚城市中实现了通常需要几代人才能实现的飞跃，顺利晋升上一社会阶层。用桑德斯的话说，这里“是从农村向城市迁徙的中点，是通向中产阶层的天梯的第一阶”。较为成功的“落脚家庭”往往会离开落脚城市，迁入更接近城市核心的居所，而新来者迅速填补他们留下的空位，开始新一轮奋斗。由于这种频繁的人口更迭，落脚城市可能长期呈现贫困状态，而事实上大量资金都通过这些社区流向了农村或城市的其他地区。因此，评价这类社区的成败时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标准。“看待落脚城市时，不能只看一个个静态的点，而要看一条条线，看人们的生活轨迹。”桑德斯说

落脚城市是顽强的，但政府的态度常常会对其存亡造成重要影响。桑德斯观察到，大部分现代城市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落脚城市的重要性，只有少数地区仍然将这些“贫民区”视为城市规划图上的污点，务必除之而后快。重庆便是一个用高压政策消灭落脚城市的例子：2011年桑德斯的摄影师重返“六公里”时，发现昔日兴旺的社区不复存在，一半以上的建筑已被夷为平地。这种做法不仅严重侵害了落脚城市居民的权益，也会阻碍城市自身的发展，因为落脚城市通常是城市劳动力的重要来源。而另一方面，放任自流也可能造成落脚城市的衰落。当深圳城中村的房价普通上涨时，市政府并未进行干预，导致无力负担房租的外来劳工大批离城，造成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落脚城市和主城区一样，需要政府进行适当规划及投入。房屋简陋、交通不便、缺乏配套设施，这些因素使落脚城市的房价远低于大部分城区，但也会制约社区的长期发展。“有时一条公交线路就可以改变一个社区，我亲眼见过这样的例子，”桑德斯说，“交通不便会影响居民找工作，进而导致整个社区失业率高、收入水平低。学校也很重要，孩子们没有学校可上就容易结成帮派。”他建议政府在一个落脚社区形成前便进行基础建设，这样成本会远远低于对已经建成的社区进行改造。

与此同时，政府也要考虑到居民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实施切实有效的计划。联合国在肯尼亚的落脚城市基贝拉启动了一项肯尼亚贫民窟升级计划，简称肯升(Kensup)，将当地原有的简陋住宅改建成有排水管、独立厕所、自来水及电力的现代化公寓。然而，升级后的社区远远超出了落脚城市通常的居住标准，许多居民宁可将住宅转卖给中产阶级家庭，用所得进行商业投资或供子女上大学。此外，改造后的住宅也没有留出商业空间，对落脚家庭来说利用价值并不高。结果，肯升计划仅仅使原来的贫民窟变成中产阶级聚集区，而贫民则到别处盖起了简陋但实用的住宅。桑德斯提醒地方政府实行同类改造计划时务必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毕竟，他们才是社区真正的主人。利用商业资本建设落脚城市不失为一条解决之道。宜家公司2009年买下了伦敦东部一片废置工业用地，准备建设能容纳六千人的社区，以较低的价格出租。“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桑德斯评论道，“对于企业来说，建设社区可以让他们的闲置资金发挥作用，免于贬值；对于居民来说，企业不像个人房东一样急于收回成本，因此可以提供低廉的房租。”大笔商业资金与切合实际的规划相结合，很有可能创造出理想的社区。

最大的问题或许来自城市内部。许多城市居民认为“乡下人”进城导致城市更加拥挤，生活成本上升、生活环境恶化，因此对农村人口抱有敌意。而桑德斯冷静地指出，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城市化就是现代化的代名词。世界上农业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农业人口的比重都很低，加拿大农业人口仅占2%，而农村人口达到35%的国家却反而需要进口粮食。因此，农村现代化势必导致大批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如果政府政策不能为这一进程提供有力的支持，就可能造成社会冲突，甚至引起暴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第一批冲入巴士底狱的人多数来自乡村，他们在巴黎生活得不到保障、上升通道被阻断，对社会充满仇恨，一有机会便会爆发。此外，从长远来看，城市迁徙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家庭离散现象，大批儿童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和教育，在几十年后或许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政府应当做的不是设法阻挠农村人口进城，而是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有利条件，使这一迁移过程更加顺畅、更加人性。

随着社区的发展，“落脚城市”会逐渐成为它所依附的城市的一部分，而每一座现代城市都是在许许多多落脚城市的基础上诞生的。“美国社会对落脚城市接纳度相对较高，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大都记得他们自己的过去，”桑德斯说，“而英国对落脚城市就不那么宽容，因为城市居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辈也曾经生活在农村。”当我们以城里人的身份对“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大皱眉头时，我们应当先想一想：我们的父母来自哪里？父母的父母又来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