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乔治孙

杨炼又回到了中国，长发飘飘依旧，脸上的皱纹多了，“朦胧诗人”的头衔也已经悄然变成了“旅英诗人”。换句话说，成了多一层隔阂感的“海外作家”。

诗人布罗茨基说过一番话概括“海外作家”的精神状态：“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地力图恢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作用、他的权威。他主要考虑的对象当然还是远在故乡的同胞们，不过在险恶的异国他乡的同辈流亡者中他也想鹤立鸡群。”作为流亡作家的布罗茨基，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些“流亡作家”。

当然，布罗茨基所说的“流亡”有更广泛的意义，不单纯是指地域上的寓居海外，更是指一种心灵上的漂泊感。诗人杨炼漂泊海外、旅居世界各地长达二十余年。一切似乎应验了布罗茨基所言：他的写作始终围绕着“远在故乡的同胞们”——至少在语言上，杨炼这些年来一直是使用中文进行诗歌写作。在英语国家使用一种非主流语言写作，尤其是写诗，自然会给人“鹤立鸡群”或者说是“鸡立鹤群”之感。反正我写的也没人在看，索性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于是就获得了“写作的自由”——杨炼想尽量把海外中文作家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孤立感”解释得漂亮些。

最近，他得了个意大利诗歌奖，不知道他获奖之前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奖，又有多少人在读诗。但他的确因为获奖的契机回到了长大的地方，北京。不过，这次，只是作为一名类似行吟诗人兼艺术家的身份匆匆来去。

798艺术区的一间画廊里，他用浓重的北京腔表示以后并没有回到中国的打算，而是计划和爱人一直呆在英国伦敦进行写作时，无论从着装还是口音，都看不太出他和英国有什么联系。相反，他和眼前这座画廊的气场更般配——这种地方看上去总是很80年代，室外是烂俗的带着文革元素的波普艺术，人们毫无目的地怀旧，待久了一种浓烈的商业气氛从布景后慢慢散发出来，杨炼很融洽地成为了“布景”的一部分。

杨炼无论在哪里都说北京话，英语在他嘴里也成了“Yanglish”。语言上，他确实很恋旧。这到底是文化上的怀乡病、纯粹的能力问题，还是一种写作上的谋略？这是没法直接问出答案的问题。杨炼模糊地解释，新环境会“迫使一位写作者对自己提问，而在一连串的怀疑与自省当中，人的自身会得到某种提升”。说这番高论时，杨炼语气间透露出那一代人的思维特征。

“从文革以来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各种风浪和困境，也看见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繁荣。但是我们这代中国作家也有一种能力，就是变任何一种劣势或处境为优势的思想环境。”杨炼的意思是，国外读者几乎不读中文，这属于中文作家的劣势，但身居海外的背景无疑对中国读者产生了某种吸引力，成了作家的优势。数一遍杨炼同时期的诗人，在这一点上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劣势的无疑是北岛，他现在不停地出散文集，回忆与外国文人的交际应酬、回忆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直到新一代读者理所当然地把他视作一位历史老人。

光靠理想是没法换到面包的。发表完“诗歌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的宏论后，杨炼停下来，笑了笑，说出这句话。

旅居国外的中国诗人偶尔会在文章里抱怨两句外国生活的冷清。旅德诗人肖开愚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不适应德国人的人际关系冷漠，即使朋友间也很少串门。但他话锋一转说，这恰恰为他创造了进行文学写作的安静环境，能让一个人沉潜下来，让笔尖触及精神的深处。这也是杨炼的观点，他和爱人友友在伦敦的生活，大致也可以用一个“冷”字来形容。

外国的确很“冷”，尤其体会过国内的“热”后。杨炼说，一个写作者在国内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中文世界里有太多交际应酬，“包括读者、朋友、出版社似乎都有一种诱惑你写作的感觉”。在国外，基本没人理你，一个人首先得反省，为什么写作？下面，我该怎么写？“这样的深思就好比在一个很有写作热情的人身上泼上冷水，如果这时他还能坚持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那么写作对于他在精神上就是有意义的。”某个时刻，选择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都面临着这样的危机，自己的写作将会处于孤立无缘的境地，尤其是那些因为政治原因而出国的作家。

上世纪90年代后，“有一些诗人，在潜意识里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于是，正像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不少中国诗人潮水般选择离开中国一样。这些年，旅居海外的诗人选择回到中文文化圈，也成了某种“集体选择”。“当一个作家的"政治正确"不那么打眼，这个时候就是对作家最大的考验。他只能用作品质量说话”，杨炼说。这种情况造成有些海外中文作家精神边缘化严重，“他们的内心很拧巴”。

当初既然选择出去，如今要回来自然不那么容易。比如，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北岛，2000年之后曾数次回中国大陆，每次均有国内的知名人士对“作保”才得以成行。那时候，言论尺度开放并不宽，仿效北岛者也不多见。这几年，随着政治压力的减轻，越来越多的诗人从国外回归了中国这个庞大的文学市场。不过，回到中国的他们也发现，读者的口味变了，没多少人读诗了。诗歌成了商人投资的对象，同时也成了大众眼里“不靠谱”的代名词。显然，像80年代那样依靠写诗而“一朝成名天下闻”已经不可复制。回到中国以后，诗人们开始透过各种人脉资源，寻找自己的谋生之道，要么去大学做老师，要么从事艺术策划，要么依附于权力与资本，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杨炼没有直接对任何人进行批评，但他言语间的讥刺则是非常明显的。“炒作商业我并不那么反对，毕竟是在商言商。但在文学中拿政治来炒作，这我就有不同意见。因为在这当中被出卖的，是真正承担了痛苦的人。这我觉得比较肮脏。”

“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杨炼对诗坛同辈的态度似乎有点这个意思。当然，大家“各玩各的”前提是，大家不能是同一拨人。如今，杨炼已经变得越来越像“说中文的伦敦本地人”。他现在住在伦敦北区一间上百年历史的房子里。每提起这个他就颇为得意，虽然房子位置上相当于北京二环的边缘，相当靠近中心，和托尼?布莱尔等名人的家仅隔一区。“这既是城市，又有足够的荒野。你很难想象这里其实距离伦敦大都市的中心其实并没有多远。”杨炼的诗集《李河谷的诗》，题目就取自他家旁边的一大片沼泽地。这种城市当中的荒野地带，据说很有诗意。

在他搬至伦敦居住的第四年秋天，伦敦的天气像往常一样阴霾，杨炼不经意从窗户向外看的时候，居然一眼就看见了外面苹果树上最后的一只苹果。“我突然有一种震撼感，当我的眼睛已经在下意识地寻找这里苹果树上每年最后一个苹果的时候，我感到这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个和我深得多的关系了。”就这样，他在感情上把李河谷视作如今他的“本地”。

整天“全球化”挂在嘴边的杨炼，虽然背了个“海外”的名号，但他毕竟是一位用中文写作的诗人，他身上处处还是显露着“中国”二字抹不去的文化烙印。这种文化的烙印直接连接着杨炼的个人记忆。杨炼每“漂泊”到一个“他乡”，必须“品”四个层次：自然风景，当地烹调，方言口音，民歌或地方戏。从自然到文化，一层又一层相关的现实让他看得着迷。有时，这甚至会让他晃一晃神，在异域的山水中看到中国的图画：法国的卢瓦河，让他想到与长江交叉的大运河，圣纳萨尔，则让他想到扬州……在一次与杨炼的对话中，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每个人都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记忆来到欧洲。诗人杨炼，无疑也是阿多尼斯所说的旅居海外众多的“每个人”之一。

虽离散于中国，但杨炼身上的文化记忆让他无法离散于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