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梁捷
过去人们常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种两分法来比较中西社会。研究者并非不知道“集体”与“个人”之间尚存在巨大的理论空间。小团体？微团体？关系、人情、交情、面子、圈子、哥们儿、阵营、派系？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无数相关的表述，只是研究者很难找到准确术语和研究工具对此加以论述。
社会学家边燕杰提出了“关系主义”，试图从“关系”这个人所共知的概念来看待中国社会，引发过很多关注。这个想法不算新，甚至一直可以追溯到梁漱溟、费孝通等前辈的工作脉络中去。但有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有了新的理论工具，即“社会网络研究”。它可以更准确、更深入地探究“关系”的本质。这项工具日趋成熟，已经吸引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计算机、认知科学等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
假设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如果两个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比如朋友）就划一条线，然后站得远一点，宏观地看，这些点和线就构成了一张“网”。这张网可能非常复杂，有的地方疏，有的地方密，有些节点显然是局部区域中的核心，另有些节点则孤零零地位于网络边缘。根据这张网，我们就可以分析出许许多多的内容。一般而言，我们经常面临两种类型的问题。第一种，已知某个中心节点，试图寻找和分析与之相关的网络；另一种，我们已知一个网络分布，希望通过分析这个网络来找出其中的关键点。
中心度（centrality）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用来衡量网络中一个节点的重要性。对一个伞状的网络结构图而言，一个中心节点散射出许多点，围绕在它周围。这时虽然有许多节点围绕着伞的中心，可它们之间却没有联系，只有通过那个中心才产生了联系。这时候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辨认网络中的关键人，但整个网络的联系非常脆弱。如果去掉周围一个点，其他人几乎不会知道，而如果关键人消失了，整个网络也就散架了。
再考虑另一种结构，七八个节点分布在一个圆周上，每个节点都与其他所有节点有关联。这个时候很难找出网络的关键人。但是这种网络的联系却极为紧密，只要其中任何一个节点发生变动，其他所有节点马上会得到信息。整个社会网络是一个强大的共同体，因为某些原因（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研究关系）联系在一起，共同进退。
所谓“阵营分化”，部分起因是观念、理念、判断、意识形态的分歧，另一部分原因就是“社会网络”。每个人在作出选择之前，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判断自己与两方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假如我支持韩寒，并不一定因为我认同韩寒，可能只是因为一个我很尊敬的老师也支持韩寒，仅此而已。有了这种工具，我们在分析公共问题时，便不会拘泥于表层，而会更多地关注潜在关联，更为全面、深刻地来分析这类问题。
社会网络影响巨大，人们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从血缘关系，到稍远一点的同乡、同学、同事，从车友、驴友到战友、狱友，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一直在支配着人的行为。但所有这些社会网络都是潜在的、隐形的，研究起来殊为不易。很早就有学者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即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社交圈子对个人的价值而言，有时不亚于实际所拥有的物质资本。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一半以上劳动者现在从事的工作，都是通过亲朋好友或某些社会关系介绍而得。这便是对社会资本的一个极佳的脚注了。
可是经济学家对此颇有分歧。上个世纪末，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 (Kenneth Arrow)与索罗(Robert Solow)就围绕“社会资本”展开一场争论。前者认为，社会资本客观存在，只是研究手段还有局限，有待深入探索。后者则认为，社会资本无法在主流经济学脉络中予以清晰界定。虽不能否定它的实际作用，但也许只是一种毫无前途的理论假说，必将遭到淘汰。
学术研究的突破，很快终结了那些热闹一时的争论。最近十年，社会网络分析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热门的方向之一。斯坦福大学的杰克森教授（Matthew Jackson）在前些年推出了巨著《社会与经济网络》，一下子奠定了这个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从此，这个学科排上了经济系学生选修课的课程表。
索罗怀疑我们能否宏观地、全面地评估社会网络，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先从微观入手，利用已有的数据，研究了许多局部的、区域性的网络，并从这些局部网络中总结出大量规律。毕竟经验研究表明，每个人日常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一般不会超过150人，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小世界”中而已。
如果要一个人迅速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并对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评估，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翻一下个人的手机通讯录，查一下个人的QQ好友，再对他日常聚餐的伙伴、过节时的拜年对象作一番梳理，我们就有很大把握构建出一个基本的社会网络。在不侵犯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这种网络对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是极佳的研究对象。
事实上，社会网络既是人所共知的存在，又是人们极不愿意披露的个人秘密，因为人们一边在利用它，一边要隐藏它。这张灰色巨网实在联系到太多的人，承载了太多不可公开的事。所以，方兴未艾的社会网络研究拥有广阔的前景，却也受到重重阻碍，因为它可能触及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