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军事竞赛不可逆转

事实上，即便中国不选择提升自己的太空能力，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也将继续扩大自己在太空领域的优势。

基于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太空力量对战局的影响，美国已经选择了不断扩大其太空力量的道路，为此美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是降低其卫星易遭攻击的可能性，并探索替代方式以改变对卫星的依赖。

而对于刚刚从冷战阴影中走出的绝大部分其他航天大国，则都希望采取多种外交和法律措施，包括寻求签署禁止反卫星和太空武器的条约，以及自愿采取措施提高透明度和强化相互信任。

在利益选择的巨大差距中，美国有意阻挠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多边太空机制的进展，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阻止了日内瓦联合国载军会议就禁止太空武器条约举行的谈判。

进入新千年后，随着小布什的上台，布什政府坚持反对限制与太空武器相关的任何谈判，认为其他国家将在签署条约的同时秘密建立太空武器库，而这种违反条约的行为不易被察觉。（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

在小布什的积极倡导下，在2000年7月，美国便制定了《太空控制》构想，计划2009年开始部署天基监视卫星，筹建太空攻击队，设计配备新型传感器的卫星预警系统，发展天基、陆基激光干扰器。

此后的2002年，布什将美国航天司令部并入战略司令部。这两个司令部的合并对美国未来作战思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太空战由此成为美军未来作战的重点。

美国在太空领域的积极努力，其目的无非有三。

第一，是继续发展太空侦察、预警设施，提高空间环境的透明度。因为，美国当前主要依靠望远镜和雷达等地基传感器形成的侦察监视网，来监视空间物体，这套系统存在许多缺陷。

第二，是提高卫星的防护能力，增强抵御反卫星武器攻击的能力。目前，美军对部分重要卫星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如“军事星”通信卫星已进行了装甲加固，具备抗电磁脉冲和其它反卫星武器攻击的能力。对于新发射的卫星，美军将根据其重要性和受攻击的脆弱性，对其或是采取加固装甲，或是采取一些自卫措施。

第三，则是发展进攻性手段，毁坏敌人的卫星系统。为此，美军除了发展传统的反卫星武器系统外，还计划发展四种卫星进攻性手段：对敌通信卫星攻击系统（CCS）、对敌侦察监视卫星攻击系统（CSRS）、导航卫星攻击系统、护航型攻击卫星。

此外，美国正在将“全球打击能力”融入到空间作战领域，将新型无人机、空天飞行器等新旧打击手段整合到反空间作战中去。

尽管美国希望扩大太空优势，但由此却带来了新的“老问题”——国际反应、技术挑战、高昂成本，将让美国偏离最初的目的。

首先，太空军备竞赛可能导致全面失衡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会出现核大国之间力量均衡被打破的态势。早期预警和间谍卫星在降低各国对核突袭的恐惧心理方面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如果反卫星武器使这些“太空之眼”失去警戒能力，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相互不信任感将很快形成灾难性后果。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积极发展反卫星能力，也仅仅是为了保证自身有限核威慑力量的有效。因为，在美国强大的空间作战能力之下，中国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能否穿透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个问号，而在这个问号下，中国丧失的是对美国有限的战略威慑力。

在中国于2007年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后，俄总统普京曾拒绝批评中国采取的行动，反而谴责了美国。他宣称，美国大力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努力以及积极推进太空军事化的计划，促使中国采取这种行动，俄罗斯自身作为主要航天大国，已将卫星融入整个国家安全结构体系，它也将在受到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介入太空军备竞赛。

面对布什时代太空军事化的冲击波，各主要航空大国也都增加了自己在太空领域的武备砝码，在各方反应下，美国原本扩大太空优势的目的，最终可能只收获到相对削弱的太空优势和更加高昂的成本。

因为在技术上，无论太空武器如何先进，在太空都是十分脆弱的，除了面对敌对方的干扰和打击，最要命的问题之一是面对太空残骸的扩散。由于这些物体的轨道速度较高，因此即便是体积极小的太空垃圾也会对所有类型的太空飞行器构成威胁。

此外，先进技术的研发，以及各种航天器因防护所增加的体积和重量，都会大幅度增加成本。

尽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这场太空竞争依然在越演越烈，但其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神舟模式”之殇

小布什倡导的宏大太空计划构建在美国的军事利益之上，但军事突进的模式使得太空计划难以为继。

奥巴马上台之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一太空武备计划的实施因财力不济而迟缓。此时，面临困境的奥巴马做出了改变，他希望通过拓展“太空经济”来促进太空防务，如同19世纪兴旺的航海贸易极大促进欧洲国家海军发展那样，通过经济力量推动防务建设。

为此，他开始对历来被巨头垄断的航天领域松绑，砍掉了小布什时期的耗资巨大的载人太空计划，对航天战略做出重大调整。政府逐渐转换航天科技垄断者的角色，将更多空间让与民间。NASA已经把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太空行动协议分配出去，鼓励私营企业开发可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太空飞行器。

事实上，在其努力下，一个太空探索私营化时代已经来临，而后期“太空经济”将会像“互联网经济”一样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如果回到太空战争的原点——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太空技术和商业利益之间的紧密关系。尽管，大多数人相信被广为渲染的“星球大战计划”只是美国政府为了拖垮苏联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和计策，但这却无法抹去该计划为冷战时期美国经济复苏所做的贡献。据美国空间政策中心测算，至20世纪末，与“星球大战计划”相关的7个产业，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650亿美元，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太空尚且没有被商业化开发之时，里根政府投入其中的1万亿资金，最终孵化出了众多高新技术领域，包括火箭技术、航天技术、高能激光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其中90%的技术可以民用，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当时为“星球大战计划”而开发的全球定位系统，促成了GPS商业化应用，并催生出每年近百亿美元的直接效益。

如今，美国的“太空经济”已经起步，未来将营造怎样的蛋糕，我们无处估算。但此前的市场空间已经令人侧目，据估算目前全球范围蓬勃兴起的空间民用技术，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吸引到的民间投资早已超过5000亿美元，未来2009年～2018年期间，全球将建造并发射1185颗卫星，比前十年增长近50%。

未来，美国的太空军事建设将捆绑在商业利益的激烈角逐之中，而市场竞争的出现，也将使得这场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

就在中国人准备欢呼神舟九号升天和天宫对接前夕，5月22日，美国私营企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让人值得玩味的是，“龙”飞船并非由美国政府直接研发，或者政府出资外包给要价昂贵的承包商，而是一家2002年才成立的私营企业完成的。

而国家行为的神舟九号工程，在耗时漫长、耗资巨大之后，有多少技术来自中国航天垄断国企的原创？有多少借鉴自俄罗斯技术？依然是不那么好回答的问题。尽管“神舟”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已经有少量民营企业的身影，但大多被限制在外围基础设备制造领域，航天工业的真正核心领域还鲜有中国民营企业的身影。

且不论美国现阶段开启的“太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仅仅观察中国军工体系低下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决定了中国必然在新一轮太空竞赛中处于落后的地位。

在美国，军品的设计、研制和批量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由大大小小的主承包商、分承包商、零部件供应商组成的军工生产社会化协作体系完成，这使得美国的国防和航空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例如，美国通过将空间技术转化为产业，创造了2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对比之下，尽管中国在航天领域投资巨大，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目前还不到1%，其中优劣已可判定。

尽管国防和航天科技涉及“国家安全”应有其保密的特殊性，但从技术构成上看，目前军事专用技术的比重在欧美国家的军事技术体系中目前已不到20%，军民两用技术已经成为军工技术的主体。

这一大背景下，如何对中国军工工业进行商业化改造，不仅仅是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关乎“太空战争”、关乎如何发展国家太空力量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