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变与不变
导语:人的一生,不变比变更难。陈文茜游走的领域一直在变,从传媒的各个领域,再到仕途;她的视角在变,正如她告诫年轻人,要学会在学科间跨界;她的关注点在变,从历史到经济,从中国到世界。

 

经济观察报 湛眉/文 如果听说最近又有哪个女人因为穿着怪异而被大肆报道、频频出镜,美国观众会以为是Lady Gaga,大陆网民的第一反应是芙蓉姐姐,而台湾民众最先想到的,就很可能是陈文茜。这位有名的政坛妖姬和节目主持人在Lady Gaga访台时曾身着8公斤的面条装与其斗“艳”,并以鲜花装饰成首饰和头饰,代表漂在面条上的蔬菜。她自己对这身装扮津津乐道、十分自豪,因为面条从她身上滴答流下的情景让歌坛天后Gaga看傻了眼。同样是穿着另类,有人被叫做特立独行,有人被取笑是哗众取宠,也有人被佩服是“勇敢做自己”。成者为王败者寇,在哪个领域都注定是真理。

 

陈文茜在台湾成名甚早,20岁开始党外政治活动,是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自台大法律系毕业后,到《中国时报》做副主编;1995年结束美国的10年留学生活,回到台北成为民进党文宣部主任;1998年,作为唯一上榜的台湾人被《亚洲周刊》英文版评选为亚洲年度“创造趋势的人物”之一;2001年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法委员”,高票当选;主持多个政论性节目,被称为台湾三大名嘴之一,也被李敖认为是他所见过最聪明的女人。

以刻薄出名的李敖对人做出这等评价,无论是否客观,已不仅仅是难得,简直堪称稀有,也因此,这句话成为陈文茜在各种访谈中被不断提起的话题,甚至这句评价本身就被当作她的个人简介和人生注脚。被问起对这句话的看法,陈文茜的回答很讨巧:我做过最聪明的事,就是交了李敖这个朋友。答得不喜不怒,问得没着没落,现实中的陈文茜,到底算不算聪明?

以经历而言,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她自诩聪明,也做过很多聪明事。离开传媒选择政治,是因为觉得媒体失去了骨头,既然这样,“与其让很笨的人来统治我,不如我去统治很笨的人”。从政期间,她被认为是可怕的——最懂得利用媒体力量的“政治人”,也是最懂政治的“媒体人”。之后决心与宦海生涯诀别,因为意识到,“政治需要的是庸才,创作才需要天才。”

在陈文茜的特点中,比聪明更毋庸置疑的是自信。无论是主持节目,还是写书,陈文茜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文茜小妹大》、《文茜半生缘》、《文茜语录》、《文茜的百年驿站》等。与这些书的“热闹”相比,《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显得孤寂很多,正如她透过书封所要传达的——内封是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女,却又用外封将其整个遮住,只留一个硬币大小的方孔,透过这扇“小窗”,仅可窥衣袂一角,繁华被限制在了一隅之地。

这本汇集陈文茜对世界经济、社会观察的随笔集是她首次在大陆出书,而在台湾,这不是陈文茜的第一本书,甚至也不是最新的一本。之所以选择出版它,其实是因为陈文茜“不希望留给大陆读者的第一印象是,我是一个老的文艺女青年。”她在书中以全球视野为出发点,论及当代被广泛关注的欧债、美元、中国发展等问题,虽然仍难免透露出带有文艺气息的笔法,但已无愧为一本经济读物。

陈文茜写完这本书的时间是2011年底,在道琼斯指数接近一万三,大陆CPI过高的背景下,她的目的是希望人们可以从小背景下走出,睁眼看世界。每个人都在面临很多疑问:为什么我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为什么我们的机会在减少?而她想做的,能做的,就是提供更多的视角。“把中国拉出中国,这句话听起来是矛盾的,但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其实更容易找到问题的答案。个人的困境不仅仅是个人的困境,而是时代的、整体的困境。”这一点,她确实说到了,也做到了。

当然,没有人能一辈子做“聪明”事,陈文茜虽然在台湾炙手可热,但广为大陆网民熟知则是源于她在2010年香港书展上对韩寒的批判。应该说,陈文茜虽有才华,但并不圆滑。韩寒关于上海世博会的一篇博文,让她觉得愤慨,“韩寒批评上海世博的一句话被国际多家媒体转载”,“作为上海市民,韩寒看起来蛮帅,其实没有多少文化底蕴。对于上海世博的无知,显得浅薄和没文化”。因为这番言论,她成了韩寒迷的公敌,也成了众矢之的。这件事被一再提起,她也只得一再重申自己的观点,并强调,“韩寒应该珍惜自己的影响力”。

作为旁观者的粉丝急于争辩,当事人其实并不介意,韩寒只用一句“不与女生争辩”回敬,“看过陈女士很多节目,个人很喜欢她。”韩寒此举可能并非出自轻视,陈文茜也早过了因为女性身份而被小看的时代。最初进入仕途时,陈文茜遇到一位女性朋友,对方虽然没有视力问题,却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中性而戴上了眼镜。因为在男性主导的政坛,这样更容易获得选票。在陈文茜看来,这样便是放弃了女性的权力,从政是为了帮助别人争取权力,但一个人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放弃自身的权力,岂非很可笑?她自己进入政坛,便依旧我行我素,打扮得花枝招展,甚至稍显夸张。当有人问她是否故意,她就笑着答道:不,我只是一向如此。

人的一生,不变比变更难。陈文茜游走的领域一直在变,从传媒的各个领域,再到仕途;她的视角在变,正如她告诫年轻人,要学会在学科间跨界;她的关注点在变,从历史到经济,从中国到世界。但一直以来,她对自我的坚持从未改变,无论是表象那些华丽与夸张的衣着,还是内在那些固执和拒绝圆滑的勇气。她做过最聪明的事,当然不是交了李敖这个朋友,而是选择坦然做自己,这点,永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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