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夏天与冬天一样，是老人们离去的高峰期。今年6月底，就在欧洲杯激战正酣时，陈强、张瑞芳、黄宗洛三位老艺术家在四天里接连离世，让被足球夺了魂的真假中国球迷在新闻播出后，微微回过神来：“人民表演艺术家，又走了三位。”

这三位中，陈强和张瑞芳同属于1962年评选的“22大明星”之列。“22大明星”是俗称，全称是“新中国人民演员”。这是一个标签，圈起了当年颇具影响力的人民表演艺术家。黄宗洛虽不在“22大”之列，却是著名的“龙套大师”，他在《茶馆》里扮演的松二爷让人过目难忘，也曾获得过国务院颁发的终身贡献奖。

“人民表演艺术家”，附着着浓浓的意识形态气息，在中国电影史中，他们是解放前用电影抗日的进步青年，是新中国“十七年”时期（1949~1966）的创作生力军，是为老百姓服务、弘扬工农兵精神风貌的艺术工作者，更是人们脑海里深深烙印着的“黄世仁”、“南霸天”、“李双双”。即便一些人没有遇到再次超越巅峰之作的角色，人们也一如既往地记得他们，对他们心怀善意、喜爱和尊敬。

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怀念那个时代朴素的价值观是首要的，而那些老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根植在老百姓个人回忆里的——抱着小板凳等着放映队下乡放《平原游击队》或是省下两角钱买周六晚上某单位大礼堂的电影票，期待着骑自行车带“对象”去看《庐山恋》，这些带着质朴情怀的记忆是很难磨灭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在拿完了国内各种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之后，人民表演艺术家频频在人生这台戏上谢幕。但我们不想俗套地提出：“一个时代结束了”。因为不管你如何划分段落，每个时代都会结束，被新的时代所替代，“明星时代”早在改革开放后就如火如荼地影响着年轻人。时代与时代之间本就不同，人们习惯对逝去的褒扬，对当下的不满，这种情绪微妙却正常——逝去的将永不再来。

理想主义、朴素、认真、不计名利

一想起这些老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就充满表达欲。他1945年出生，在上海市巨鹿路的弄堂里，老上海电影明星韩非就住他家对面，邻居里还有上影厂著名的摄影师。陈山儿时就看着这些大名鼎鼎的人和他妈妈一起买小菜，骑着自行车或者走路去上班，穿着差不多的衣服，脸上挂着熟悉的属于邻居的表情。

“虽然不像现在，有微博，有电视，那时影迷们就看一本《大众电影》来了解幕后花絮。但是老艺术家和人民走得很近很近，就生活在一起，沟通很多。像赵丹在演《流金岁月》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我们弄堂里的小伙子，没有一点出入。所以，这些人去世，会让你心里一颤，因为他们就像是亲人，是多年的朋友。”

不管是上海弄堂，还是现在的北影小区，陈山都与老电影人生活在一起。他的工作则是研究他们的电影。在北电讲了十几年中国电影史，他对这一批演员的经历非常熟悉。

“那一批人为什么总是被怀念？因为他们身上的精神现在很少见，简单地说，就是理想主义、不计个人名利，参与艺术创作的内驱力与现在不同，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创作是分不开的。”陈山提到了张瑞芳，“她全家都参加革命，日军侵华后，社会的动乱让他们的生活非常坎坷，她创作的动力来自于此。一开始她没演电影，是演舞台剧，和崔巍搞了一个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非常火爆，那是他们抗日的方式。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就真实地讲述了当时这一批演员把演戏当作抗日的生活状态。解放后，他们的热情和全国建设的热情一样，又都是中青年，是创作的高峰期。上世纪60年代初，《野火春风斗古城》，王晓棠他们吃着红薯拍戏，此外还有拍戏得了血吸虫病，再也没能回到片场的导演。所以，张瑞芳那一批人怎么会去计较个人名利呢？”

演员印质明回忆道，在拍摄《国庆十点钟》时，需要一个看公用电话的大爷，只用当个布景就行，当时是晚上，找不到群演，导演看到了在一旁的陈强，就开口了，陈强二话没说，就进了“小卖部”演起了老大爷。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同样是研究中国电影史的教授，他与张瑞芳、秦怡等在前些年都有过交流。“张瑞芳建国初期身体不好，肺部有病，没演戏，就做了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给厂里的戏配音，《鸡毛信》、《小蝌蚪找妈妈》都是她配的。这样的事在每个电影厂都会发生，大明星串小龙套，不算稀奇，是日常工作。”

老电影人认真的态度也是一再被谈及的。当时业界有要求，演员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拿到角色写人物小传，做分析，之后再下生活。

“有时候一下生活就是两个月，演农民就与农民同吃同住。开拍之前，要做小品、排练，各工种要磨合后才开机。另外，计划经济时期受苏联影响，电影厂也有工作进度，有生产管理，一部戏的周期在8个月左右，不能超出太多，但也不能草草收兵。所以，你会看到有艺术创作上的高低，但不太会看到粗制滥造的作品。”

其实，认真、朴素与不计名利，一方面是老一辈的人品在那儿，也和工作方式有关系。石川接着说：“演员们是领工资的，外出拍戏有补助。每个组都有编制，正常的组像《李双双》，四五十人左右，大片类似《林则徐》这种一百人左右，有这个规定，谁会带一群助理、司机、造型师到片场？”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蜜糖与砒霜

当电影从礼堂里、露天幕布上的仪式化行为转变为文化娱乐消费的一种时，整个时代发生的转变就更大、更多，甚至可以说，当年构建起来的大部分规则，都被新规则推翻了。

陈山与石川都是关注旧时代的人，他们同样关注新时代，关注年轻的电影人。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两个时代的优缺点明显，不可复制，也无法交换。

人民表演艺术家的名号，很多人都没机会拥有。虽然他们被公认为才华横溢，已经获得了万千影迷与解放前电影市场的认可，但在成分大于一切的年代，石挥、蓝马、金焰等等一批老上海的电影明星，并没有继续成为人们熟悉的人民表演艺术家，而是早早的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石挥自杀，蓝马和金焰的身体垮了，再无力创作，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一批来。“‘22大明星’的出炉，是有很多背景信息的。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电影院里的苏联明星海报都被撤了下来，中国要树立自己的明星。另外，1959年到1961年这几年，电影人的状态是低迷的。大跃进期间搞‘放卫星’、‘打擂台’做出来许多粗制滥造的电影，让电影人很灰心。1959年开始饿肚子，文化部缩减经费，好多演员、导演没戏拍，闲呆着。1961年夏天，周恩来在北京的新侨饭店开了一个会，宣布了《电影32条》——后来被谢晋他们称为‘电影宪法’，曾经开玩笑说要刻在石碑上立在上影厂的门口。周恩来在会上有一个讲话，要纠正大跃进中不正确的创作态度，要给电影人尊严和创作自由。在这些背景下，‘22大明星’被国家选出来了。选的过程也要各方平衡，上海、北京、八一、长春四大厂都要有，老中青都要有，所以当时非常年轻的祝希娟和谢芳仅凭各自的一部成名作《红色娘子军》和《青春之歌》就入选了，长影厂的几位演员也只因为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入围，其实他们没有同样分量的作品来与陈强、秦怡比，有人开玩笑说这几位是‘被明星’了。”

石川关于“22大明星”出炉过程的梳理，其实也说明了许多“表演艺术家”成不了“人民表演艺术家”这个现实。在获得组织的认可前，个人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那是那个时代的缺陷，而现在最大的好处就是有足够的宽容度和个人空间，只要你有才华，就有可能会被人关注。在从前，即便是被组织上认可了，在创作的过程里，他们的困难也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张瑞芳曾写文章说过，演李双双时有顾虑，不敢放开手脚来表现李准小说里那个泼辣的女性形象，怕被扣帽子。她说，我应该更疯一些，更傻一些，喜剧色彩更浓一些。这是很大的遗憾。”

现在的电影公司常常为几亿票房摆庆功宴，但大家心里明白电影终究是小产业。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上缴的利润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名列前茅，而那时候的票价只要1角钱。石川说道：“赶不上煤炭、钢铁，但大概排名第八，票房上缴给国家后，再由文化部拨第二年的拍摄经费，四个厂一样多，这样上影厂就很亏，他们上缴的利润最多。而且，当时的片子是统购统销，不管你之后票房怎样，卖的时候价格都一样，所以虽然票房是好的，电影厂却一直亏损。”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这种情况便不再有。卖得好就挣得多，来年的经费就越发充足，是良性循环的过程。这本该是这个时代的优势，但在良性循环的过程里，演员的酬劳成为一部电影最大的成本——与当年老艺术家们领着固定工资兢兢业业下生活、排小品、串小角色的状态相比，目前的大部分演员性价比都太低了。

抛开身份与时代：做个好人

正因为市场经济让每一部电影都和钱产生了密切的关联，急功近利是不可避免的，落在演员身上，就容易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相反，老艺术家在道德品质上一直是良性的示范，人们提到他们，第一感觉是“好人”。

自然有人是要将这些差异归结于社会的，认为当时的社会整体单纯，现在太乱了，年轻人难免被影响。

但石川不这么看：“现在能乱得过1949年前的上海？这不是时代的问题，是个人的道德感与自我约束。像张瑞芳、秦怡他们，从来不去打牌、不去应酬，他们对自己有要求。老上海的明星里，也有堕落的，张织云，比胡蝶还早的第一代电影皇后，抽大烟抽死了。还有一些演员吃喝嫖赌也就渐渐消失掉了。抛开演员的身份，我们熟悉的这一批人民表演艺术家，他们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追求精神上的单纯，这一点，放到哪个年代都是好的。”

石川说的这些在这个时代也有例证。

不炒作、不以去戛纳走一趟红毯为全年主要工作计划的演员还是大有人在的，他们踏踏实实演戏，有着稳定的家庭，除了与戏有关的新闻，从不主动闹新闻以便占据娱乐版头条。把这些标签念给陈山听的时候，他立刻就提到了北京人艺的一批演员：“濮存昕、何冰……人艺的演员为什么还保留着，或者说传承着人民表演艺术家的一些习惯和工作方式，那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就是这样工作和生活的，我们说这是场效应。人艺的氛围太好，强大到文革都没有冲散它。我相信文化继续发展，人们会逐渐意识到，要扬弃而不是抛弃，不要墨守陈规，但也不要全盘都丢掉。”

抛开时代与身份，做个好人也许是人民表演艺术家最朴素的信念。

但我们还想多说一句，这些好人并没有过上好的晚年生活，或者说，他们现在的生活质量与他们惠及人民的不对等，与他们获得的全国上下的好口碑不对等。在北影小区里，在上影厂的生活区里，还住着一批一个月只拿两三千块钱退休金的老两口，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1956年开始拿国家一级工资，与周恩来一样，到了今天，电影票价涨了几百倍，他们却在计算着菜价，计算着医保之外的买药钱。能否在怀念逝去的人时，多关怀还留在世上的？他们离那一场谢幕，还能有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