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组/李春平

四十不惑，养老有惑

“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中年，应是成熟稳重、家庭完整、事业有所成。但中年之期，肩上的担子却更重。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儿女需照顾，《经济学家》旗下的EIU把遭遇如此困境的中年人称为“三明治一代”，“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让“三明治一代”的积蓄变少，他们不得不更加发奋工作，却发现自己正逐步从中年迈向老年。此外，中国急速向老龄化社会转型的现实，让他们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父母和祖辈相比，明显更加长寿了。

四十不惑，受过良好教育、收入较高的城市中年白领，开始为自身养老计划着。但有这么一群中年人，他们同样上有老下有小，但不同的是他们接受的教育有限，没有国家、企业缴纳养老保险，靠着自己已走向老迈的身体，在社会底层挣取微薄的收入。对于日后养老，他们一片迷茫。他们，是四十不惑的外来务工人员。

“家里还有老人，但好在老公的弟弟在老家照顾，每年过年拿些赡养费给老人就行。”43岁的蔡女士，现在一家四口都在北京，17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分别在读职业高中及初中。在外的同时，还得惦记家里的老人不要出什么闪失，否则又是一笔大开支。像蔡女士夫妇这样举家外出务工的，2011年全国达到了3279万人。

给老人的赡养费，儿子女儿教育的投资，店面、住房租金、再加上全家日常所需，每月一万多的开支全靠今年年初在蓟门里小区开的一家特色餐饮小店。二十五平米的店面，月租6000元，夫妻俩即是大厨也是服务员，逢着生意好，两人还有些忙不过来。“想过再请个人帮忙，但招个人还得包吃包住，成本太高。”蔡女士夫妇俩舍不得在聘请员工上多花些钱，但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却不吝手笔。儿子习惯了在北京的生活，不愿回江西老家读高中，蔡女士索性就让他在这读职业高中。到了暑假，夫妇俩还为俩孩子报武术培训班，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

已经四十多的夫妻俩，在外务工近二十年，都已厌倦了在外漂泊的生活，但为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提供好点的生活，还是决定继续在北京多挣点钱。而夫妻俩为自己做的唯一打算，只是在老家象征性的缴纳了新农合。“新农合领不到几个钱，关键还是靠现在多积攒点。”并不指望儿女为自己养老的蔡女士，想通过这几年的经营，积攒点钱买套房，以后以房养老。但高企的房价，每月上万的支出，让这一梦想实施起来，显得困难重重。

同蔡女士相比，林阿姨不用赡养老人，两个孩子都在外打工，但这并没让她省多少心。每个月领完工资，林阿姨除留少部分钱外，还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孩子寄一部分钱。“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也只能趁自己还能工作时多为他们打算打算。”

47岁的林阿姨，现在北京某高校任宿舍管理员，在北京有着14年的工作经历，但她所熟悉的北京，仍是学校附近不出几公里的范围。1998年，经熟人介绍，她来到学校，作为临时工在学生宿舍楼做清洁工作。来学校两三年后，学校开始给员工统一上养老保险，学校交19%，个人交5%。而截至2011年，雇主或单位为外出务工人员缴纳养老保险比例只有13.9%。对于2000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林阿姨是幸运的，虽然不清楚最终退休后每月能领取多少养老金，但这一政策让向来心疼儿女的林阿姨觉得，日后可能不用“完全靠儿女养着了”。

但这种缴纳养老金的模式持续七八年后，却突生变故。据林女士说，学校可能怕承担更多责任，也为了减少管理工作上的一些麻烦事，于是将所有宿管职工推向社会，外包给物业公司管理，同时将这些临时工在学校交的养老保险全额退还。

退休了不再完全靠子女的养老梦被现实击碎，“我们永远是打工的”成为了林阿姨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物业公司从2009年开始给她们交养老保险，扣除保险后，作为临时工的她们每月只能领取1260元钱，这是北京市的基本工资。养老保险仅缴纳了三年，远低于国家最低年限15年，对已经47岁，每月拿着北京市基本工资的林阿姨来说，以后自己如何养老，除了儿女，似乎找不到其它的依靠。

像蔡女士、林阿姨这样外出务工的中年人，因着农村土地流转，变得越来越多。在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中，40岁以上外出务工者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他们，是家庭的顶梁柱，是他们父母的儿女，也是他们儿女的父母，他们承担着养老抚幼的重责。四十不惑，但他们也在走向老迈，如何为自己养老，却疑惑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