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组/范舒婷

两年前一则关于北漂小伙戴海飞花6400元造出蛋形小屋的新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甚至有热心人建立了“蛋形蜗居”QQ群，讨论“蛋屋”现象。戴海飞也因此成了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蛋屋”也招来了城管和物业的驱逐。在面对《新京报》记者提出的他希望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戴海飞说：“你们不要关注我就好了。”

媒体出于人文关怀的目的而对弱势群体作出的报道，却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与不便。这不禁让我们开始反思媒体与弱势群体到底应该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过程中，媒体应该理性大于情感，不要因为一味地同情，就报道一切跟弱势群体有关的新闻，而应该跟多的从他们的切身利益考虑，用“望远镜”的视角关注他们长久的发展，而不是用“放大镜”一时放大他们的困难与不幸。

我们应该承认媒体有关弱势群体的报道，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体现，也的的确确帮助他们解决了很多靠他们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他们行使自己的话语权的一个重要途径。今年2月份，长城网报道了《文安一老农突然患病 职责乡干部夜闯民宅所致》。文章刊发后，仅被人民网转载后被关注的就有69.2万人，一事引起了网友和社会的关注。之后由于社会压力，经过反复协商之后，村民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村民为感谢媒体的关注，还打出了一条写着“感谢长城网为人民服务”的横幅。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应该肯定媒体所发挥的巨大的社会作用。

然而，因为媒体的过分关注和夸大事实而给弱势群体带来麻烦和困境的现象也不少。在2008年发生的“梁丽案”当中，一名普通的机场清洁工因捡到一箱黄金首饰而被推向道德与法律的风口浪尖。其实这个案子与深圳这座城市每年发生的上万件刑事案件一样，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但是，随着媒体对“梁丽捡金案”的首次披露，标题中“女清洁工”、“价值三百万黄金”以及“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等显眼词汇，挑起了公众情绪。梁丽也因此承受着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因此收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样，2010年的社会焦点之一“犀利哥”也遭受了同样的境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的狂轰乱炸，和读者一起狂欢并赢得众多点击率、收视率和广告费的的时候，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者，犀利哥却说他很难受，很害怕。因为他的确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引来了社会的关注，但是他得到的不是社会的帮助，反而成了娱乐大众的“工具”。我相信媒体最初的报道目的应该是出于对他们的关怀，但是也因为媒体的过度放大，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

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精英群体主导的社会，弱势群体很难拥有跟他们一样的公平的话语权。在保护弱势群体话语权的过程中，当行政途径、司法途径或其他申诉途径都不能将解决问题的时候，媒体就成为了弱势群体备受青睐，也应该是唯一的一个选择。在承载着他们这样的期待之下，媒体更应该明确自身的责任，做好弱势群体报道的引导、服务工作，真正体现出媒体对这一群体的关心和尊重，而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刺激，也不应该为了吸引受众注意而不惜暴露和夸大。

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过程中，媒体应该更多地扮演好“望远镜”的角色，从他们的长远发展利益出发，报道一些更深层次的，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只是作为“放大镜”，一味地放大他们一时的问题，而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困难。扭曲的“善意”与滥用的“人文关怀”都是媒体应该时刻警惕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