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组/朱凌
小时候，伯伯在小镇上开了一家照相馆，小镇上人不多，消费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每逢赶集日，总是会有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拍照留恋。看着那长着长长鼻子的相机把自己舍不得穿的新衣裳和打了脂粉的脸颊框进精心构图的相片里，孩子们脸上笑开了花，这是他们每次过生日的小小礼物。工作罢了，伯伯会轻轻取出那盒珍贵的胶卷，躲进暗房，在黑不透光的屋子里冲洗底片，红灯下，相纸被浸在显影液中，影像便由无到有地浮现出来。我惊奇地看着这一切，仿佛在目睹一场神圣的宗教仪式。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我15岁，那年我怀着无比激动地心情升入省级重点高中，而伯伯的照相馆却关了门，原因很简单，前来照相的孩子们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拥有相机的人越来越多了。
事实确实如此。看吧，商场里，各式各样的数码相机琳琅满目，不带相机的出游仿佛因为缺少了见证而不完整；新一代的手机已悉数配备几百万像素的摄像头，咔嚓一声，眼前的景象都可以被定格、转换成数据，你可以将它保存到虚拟的世界，也可以直接用打印机转换成实物。摄影似乎完全平民化了，这种平民化对专业的照相馆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不少像我伯伯那样的人放下心爱的照相机，另谋生路。
这种状况，正如摄影发明之初对于画家的冲击。1827年，当尼普斯拍出第一张照片“日光版画”时，他万万也不会想到摄影技术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柯达极富前瞻性的广告词“你只要按下快门，其他的事由我们来做”到相机与暗室的完美结合体拍立得，再到如今数码相机的全面普及，摄影技术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的见证下走向成熟，不少发烧友争先恐后地为自己的相机更新换代，生怕自己被甩在前沿科技的潮流之后。的确，摄影技术的进步让专业与非专业的差距越缩越小，相机可以帮你自动对焦，自动调节光圈，你要做的只是将相机固定，轻轻按下快门，如果再加上一点特效，一张“佳作”就出炉了。然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艺术手法来定格影像？摄影的终极追求难道就是模仿绘画吗？作为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我无法对这个“终极追求”给出完整的答案，但透过那些名垂青史的摄影记者，我对“终极追求”的理解是：以人文为焦点，以社会为依归，摄影记者的镜头应该对准社会的各个角落，表达自己对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
何为人文？台湾著名小说家黄春明与著名摄影家阮义忠谈话时说道：“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以人为中心，这就是人文。以此为理念，摄影家就应该把镜头指向人——并不是画面里有人存在就好，没有人物就不对，我们应该努力地去表现人与人的关心，人与社会、与自然、与环境、与生活的关系。”这一席话，将摄影的精神内核以及操作理念完美地结合起来，我想，如果大家都怀揣着这样一种心态去摆弄自己的相机，那么，这个社会该有多美。
作为一名小说家，黄春明也从来没忘记用相机来实践自己的人文理想，他的作品“花生农收成回家途中”，不止是一幅农村的风情画，而是通过牛车、农民、田野等的组合表达了中国人在土地上生、老、病、死的轮回以及中国人在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社会的传递中，被时代的车轮碾压而过的伤痕，正如他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而阮义忠在他的作品“八尺门”系列中所展现出来的山胞的生存窘态更是打动了无数冷漠的心。
纵观新闻史和摄影史，像阮义忠、黄春明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卡帕的摄影生涯就如同赌命一样，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个战区——西班牙内战、日本侵华、北亚战争、意大利战争、诺曼第登陆战、法国解放战的枪林弹雨中，用血肉之躯去换取莱卡相机里的一格格底片，
他想借影像来唤醒人们的良知，希望彼此不再杀戮。看他的照片仿佛可以听到子弹疾飞、炮弹隆隆的声响，每一帧都是人类愚蠢行为的明证；寇德卡将人文的焦点对准流浪的民族——吉普赛人，他曾走遍捷克境内的吉普赛人社区，并将拍摄范围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包括罗马尼亚、英国、爱尔兰 威尔斯、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比利时。他所拍的街头人生，就象舞台上的戏剧一般，每个人物在一刹那间将一生的火花点亮；兰姬则把人文关怀送到金融危机下苦难的民众，透过那张名为“领取救济金队伍”的照片，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大萧条时期就业的窘迫以及民众的无奈。
是的，这些大师们纷纷将焦点对准了社会，将自己的人文理想定格在那一幅幅相片中，定格在历史的涂鸦墙上，他们为当代摄影记者的成长提供了榜样。然而，不少记者在追随大师脚步的过程中也走入了某些误区，比如过度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到对象上，甚至通过有选择地按下快门来混淆视听，这些行为都与人文精神渐行渐远。那么，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摄影记者们应该怎样处理好创作者、作品、欣赏着之间的关系呢？台湾著名摄影家陈传兴的观点或许可以拿来借鉴。他认为，创作者、作品、欣赏着之间的关系，是在很像是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成员，每一位成员在“家”里，不但要拥有“私人空间”，也一定要拥有“共同空间”才行，成员中的任何一位，如果他把“私人空间”太过扩充，或太过萎缩都会有损“家”的成立的。举例来说，如果创作者的表现欲念太过彰显，作品就会十分形式化，这样就会使欣赏者完全处于被动的情态下。
据此说来，摄影记者在贯彻自己人文理想的过程中千万不能陷入过度主观的误区，相反，他们更应该站在与拍摄对象平等的位置上，透过相机去倾听他们的故事。
卡帕说：“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我们是否可以把他的“靠近”理解为，对社会现象的深入体察，对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或许把这一理想定义为摄影的“终极理想”为时过早，但无可争辩的是，只有以人文为焦点，以社会为依归的照片才能真正引起人们的共鸣，才能完成摄影记者之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
湖南师范大学 朱凌/B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