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寒

批评和质疑总会吸引大量观众，受众追捧的“质疑”一方面是对社会公平的诉求，另一方面则为了满足猎奇心。这个世界需要批评和质疑的声音，除去某些带有作秀意味的“质疑”，这本是件好事儿。可问题严重在，很多时候人们盲目的追求质疑，却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为了批评而质疑，所言均是网络上散布的观点，而我国网络管理又极不规范，虽不乏有“思想者”，而对真理造成伤害的是那些拷贝的大多数。

比如说韩方之争，已然成为媒体赚钱、网虫吸引访问量的话题，每个人都会选择阅读自己偏好的言论，大量重复信息的接收导致自认为这一偏好的观点越来越正确，可是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当事人尚处在对吵阶段，就已经有太多毫无实证精神的旁观者做出了恶毒的论断。其中有多少人亲自地，一点一滴地去思考、证实？有的教授连当事人的作品都没有读过就在课堂上根据自己偏好下定论，可是为人师表的老师怎会知道自己对学生们的影响有多大。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如同媒体人和受众的关系，“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人会出具全面的材料让观众自己下结论”教我们这一点的老师却忘了做到。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这没错，可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应背负更沉重的社会责任，这就像老师不能再课堂上宣传FLG一样。

面对争议，需要更多独立的思考而不是病毒似的传播，面对造假需要更多善意的提醒而不是恶毒的抨击，因为有资格做出裁决的既不是法庭，也不是传媒人，更不是大众，而是时间。

传播者下的结论如果对了那还好，如果错了，对学生、受众和当事人所造成的伤害不仅巨大而且不可逆。就如文革，传播者的错误结论对知识分子和广大平民百姓身体上、精神上的戕害已不是秘密，这是对民族的大伤害。那么对个人的小伤害呢？比如之前海岩被曝找人代笔，在海岩展出原稿后事情也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不意味着声誉的恢复。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女明星都是被捧红，食品都是有毒的，作家都是代笔的……当然，揭露当中有一部分确有其事，但揭露绝不能成风，这不再是兴盛批斗作风的旧时代了。有些人在打假的过程中一次打对了，两次打对了，但不乏会有狗血的打假，完全为了打假、追求打假而打假。

关于质疑精神，我认为应该遵从政法大学某位教授提出的“善意推定”原则，即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给人下罪错推论。确定一个人有错，即使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至少得有事实根据，而不是推论性逻辑根据。如果只是在文学批评范畴内的争论无须用法来解决，如果只是对某人的思想和立场进行评论或批判，无须找法官。如果是公开称对方的文章是抄袭或他人代笔，则是事实陈述和构陷，需要用到法律。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不然民法上不会有名誉侵权责任，刑法上也不会有诽谤罪。质疑精神本身绝对没有错，可是如果对某人的围攻超出了自由言论的边界，如果不加引导和规范在合适时机下很有可能导致另一种文革。 

每个媒体都有权力挖掘出尽可能的全面的事实，以此展开分析。但在一片迷雾的情况下每个媒体都有错的可能，老师也有错的可能，如果这种“可能”对部分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我倒觉得没有下结论的必要，毕竟人的成长、发展都得不到保证的话更别提什么社会公平。法律中的名誉权、著作权不是白白设立的，时间暂时没解决的问题目前只能由法律说的算，媒体人可以做社会的监督者，但是不能代替法律进行裁决，监督的意思不是指手画脚，万一指错了方向，不仅对不起那些赋予他舆论引导权力的人们，更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媒介审判”的例子并不少见。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另外一种可能……每个作者、学者都将陷于“韩寒困境”：证人、手稿，“什么都没用，我就是怀疑你”。像我这种喜欢用电脑写作的家伙就难以自清了，不过幸好我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没人在乎我的真假。当然，在轮到我之前，中国的文人和学者早已沦陷。

令人伤心的不是为什么有些东西是假的，而是为什么人们已经一丁点儿都不愿意再相信。媒体人要有质疑的精神，更要有相信的能力，这样才能提高自己和人民的幸福感。这不是鼓动制造假象，事实是，相比于过去我们言论自由的程度已经达到历史巅峰，正义的阳光正洒向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此时我只想提醒那些轻率之人， 没有人会永远正确、明察秋毫，也没有人是奸诈设套、十恶不赦，媒体人不应带头让自己心里的恶魔跑出来撕咬他人，因为那个被撕咬的对象总有一天会变成我们自己，这绝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在你的笔下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