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文
政治制度不是软实力,也不是硬实力。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的基础,不是空中楼阁式的“上层建筑”。把政治制度作为软实力是一种低估。软实力、硬实力以及其他各种力量都建立在政治制度之上。因此,这个基础必须是牢固的、耐久的,一点也不可以“软”。如果非要说“软”,那就超出了地球,是太阳的那种“软”。太阳是气态的,但产生巨大的引力,固态的行星们围绕着它运行。太阳的光和热还孕育了生命,几条生命在讨论软实力。一国的软实力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本身,而是它流溢出的光和热。政治制度必须时时释放出强大的能量,才能持续地发出光和热——这光和热才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软实力。在我们享受阳光以及阳光所创造的一切的时候,别忘了太阳,虽然有人声称阳光、风雨都是国家资产。
这个比喻没有夸大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组织方式,是这个国家的人与人关系的总和。在那里,人们是自由的、平等的、还是被奴役的、受压迫的?国家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唯一的答案在政治制度。那些注重集体的传统更应该发展出民主制度,否则必然比强调个人的社会更容易堕入专制而无力自拔,彻底忘却祖先曾经拥有的古代民主。
价值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
价值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以“天命”之所钟,打败残酷镇压不同政见者的商纣王,建立体现天意和民意的政治制度。“天命”思想经过周公旦整理,成为儒家的先声。在秦汉专制的压力之下,儒家思想发生一次蜕变。1279年,元军在厓山(在今广东江门新会)打败南宋船队,数十万宋人蹈海而亡,为他们的儒家价值殉葬。厓山之后,华夏文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据说,现在已在伟大复兴中……
东西方人心相同。古代雅典人珍爱他们的民主制度。公元前431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的国葬典礼上发表演说,盛赞维护雅典政治制度的英雄们:“因为他们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传给我们。”
欧洲人曾经遗忘过他们的雅典政治遗产。在中世纪,宗教是精神力量的源头。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曾鼓舞他们的信众,在对敌军事斗争中夺取胜利。两个宗教的敌对是因为它们的相似性。欧洲人经历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把他们的价值从天堂收回到地面,再次重视政治制度的建设,争取在现实世界的权力和利益。这是欧洲长期领先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人在开拓新世界的过程中发展了独立精神。借助欧洲的新思想,他们发起独立战争,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选举总统的共和国。他们坚信的“天定命运”也体现在政治制度的优越上,虽然与周人的“天命”在内涵上有所不同,两种“命”的作用却很相似。这是美国“崛起”和“霸权”的精神动力,也可称为软实力。今天的美国还在借重这股似乎无穷的力量。中国早已没有了“天命”观,今后不会与美国产生价值冲突。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推翻了专制的旧制度。当革命陷入危机的时候,拿破仑挽救了革命。在“自由、平等、博爱”大旗的引导下,他率领法军在欧洲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拿破仑写道:“从革命爆发的时候起,法国军队就不履行任何宗教仪式。”(《拿破仑文选》下)世间的价值与宗教并不冲突。拿破仑带领军队进入埃及和叙利亚,知道尊重阿拉伯人的宗教,赢得支持。这种政治智慧虽然平常,但现在还有人在埃及、叙利亚问题上作出错误的选择。
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说:“直到(1802年3月与英国订立的)亚眠合约以前,他(拿破仑)给共和国带来了胜利、和谐、幸福,而并未牺牲自由。那时候,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个时代要求建立真正的平等、合理的自由、更为发达的文明等等这些符合人类尊严的崇高的制度。”但是,拿破仑“爱重他个人甚于全人类”。在节节胜利中,他于1802年8月任终身执政,1804年5月加冕为皇帝。他的军事天才没有消失,他仍然能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但法国的局势还是日渐窘迫,拿破仑的大帝国终于失败。
价值的力量是中性的,并不总是正义的,况且正义还经常被盗用。软实力仿佛是一种物理现象,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政治制度都能流溢出力量。但正义的力量在增长,邪恶的东西难以持久。
希特勒很重视宣传工作。但在《我的奋斗》中,他反对一味抹黑敌国的愚蠢的宣传。他指出,有效的宣传必须简单,因为群众的头脑是简单的。如果还不够简单,就需要洗脑。后来,他的心腹戈培尔把谎言重复千遍,成为20世纪至今最出色的宣传部长。仅有宣传是不够的,还要煽动仇恨。希特勒发起了一场民族运动。他说:“要使民族运动能够吸引群众,就应当不惜任何重大的社会牺牲。”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崛起必将导致仇恨、战争和屠杀。为了使群众献身运动,要向他们的简单头脑中注入狂热的想法。“一种新的运动,第一要能贡献一些新的世界观。”希特勒认为,只有这些信念深入党员的内心,纳粹党才能夺取政权。
希特勒把苏联的制度称为“马克思社会主义”,以区别于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社会主义是一个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出现了许多分支。希特勒把苏联视为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制度有太多相似的地方,鼓动割裂社会的种族和阶级仇恨是其一,群众运动是其二。共产主义和东正教都是“西方那一套”,可以在精神上找到很多重合之处,因此,共产主义首先在苏联取得胜利。由于当时的世界有经济危机、严重的不平等、殖民地奴役,苏联以被剥削者的代言人姿态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这是苏联的软实力。
与宗教追求不同,现实理想如果不能实现,就不能持久。理想破灭之后,后来的官员只继承了权力和狂热——他们在现世的欲望不可遏止,权力仍不受限制,超过了他们要推翻的压迫者。失去了价值支撑的政治制度必然崩溃。苏联帝国随着“革命理想”的消失而最终失败。
获得性软实力缺陷综合征
一国的政治制度是这个国家的人们作出的选择。但是,选择者有多有少,有自愿也有被强迫,还有国外力量的干扰和干涉。选择者的价值决定了制度模式。自由民主是自由人的选择,而造反的奴隶热切期待在成功之后奴役他人。当然,在夺取权力之前,他们也会高声吆喝民主,但无关价值。一阵风、一场雨,空洞乏味的口号就会烟消云散。
现代世界有一个大趋势:更多的人在得到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权利。自由、民主的价值曾经唤醒了巨大的力量。今天,很多人仍在受到鼓舞,还在努力前进。另外一些人则对他们嗤之以鼻,他们叫喊自己的价值,但他们的同胞在用脚投票。自由民主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自由能够释放出的、激发出的创造力,绝对是专制国家望尘莫及的。
一个国家缺乏软实力,在国际上就会孤立。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不得不花钱到国外“宣传”,为自己喝彩,结果只能让自己感觉好点,对于外人反而适得其反;再大把地用纳税人的钱收买一些酒肉朋友,结成暂时的利益共同体,但他们彼此不信任,还互相蔑视。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如果一国缺乏软实力,必然无端地增加与文明世界的对抗,给本国造成重大利益损失,还带来很多危险。
获得性软实力缺陷综合征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一样,都是一个文明(生命)在生长过程中从外部感染获得的疾病,不是自身基因决定的,但两种病都可能是致命的。
虽然艾滋病会影响患者的外部观感,如造成皮肤的变化,但那是次要的,最要命的是对自身肌体的损害。获得性软实力缺陷综合征也是这样,外国的看法是次要的,最要命的是国内民众的反抗。
治疗艾滋病,没有特效药,据说鸡尾酒疗法比较好。获得性软实力缺陷综合征的治疗也要很多种猛药,以下是方子中的一小剂。
如果有世界上最悬殊的贫富差距,就必须恢复国民的相对平等,把寻租的权力从市场上驱逐出去。在很大程度上,“社”与“资”的姓氏问题主要是平等和效率之争,并不直接涉及到政治制度。哈耶克指出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但那是“在路上”,而通往奴役之路有很多条。我们必须警惕每一条路,但不可能堵死任何一条。事实证明,可能产生专制的资本主义(如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也可能产生民主的社会主义(如在北欧国家)。除非把其中之一推向极端,“社”与“资”并非截然对立,它们能够做出对彼此有益的补充,一国不必非要特别优先其中之一。同理,一个稍有自尊的摄影者不会仅仅满足于使用“快门优先”或“光圈优先”程序,那主要是给“傻瓜”用的。如果他拿着一台精密的高档照相机,他更不愿意做“傻瓜”。政治制度是一个精密系统。
电视节目:软实力一种
清人赵翼有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集》)作为一位清人,他还应该知道,国家还有另一种更大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完全笼罩住了诗家;诗人被禁言,或被洗空了头脑,或被金钱俘获,面对沧桑横流已无诗句可作,甚至不能发出单调的呐喊。
古代的文人都作诗。赵翼的“诗家”泛指文人,即今天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文化的精髓一直在丧失,本文置之不论。通俗文化比精英文化的生命力更强大,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虽然也奄奄一息了。电视节目是软实力,但不是“先进文化”,大多数节目只供一般受众消磨时光。电视节目大多是通俗文化,在一些国家更是官方倡导的文化,不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普通民众的兴趣所在,也能显示政治风向的变化。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遭遇抵抗,如“反精神污染”运动。宣传机构告诫:男子长发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香港男人留长发是因为他们太穷,去不起剃头店;台湾歌手邓丽君唱的是亡国的靡靡之音;警察则带着他们的临时工,到街上强行剪去他们认为的行人过宽的裤脚。但香港文化终于流行起来。1983年,三年前拍摄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在内地热播,万人空巷。此后很多年,录影带播放棚遍布城乡,大街小巷里都听得到噼噼啪啪的香港武打剧在放映。
到了强调“主旋律”的1990年代,电视屏幕上流行清宫辫子戏,突出满清皇帝的亲切和仁慈,但奴才们还是要匍匐着向皇帝山呼万岁,咕咚咕咚地叩头,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脑袋。如果没有丢到脑袋,他们就会尽力在拥挤的人群中爬向前方,以便让主子看到他们伸出的灿烂笑脸。这时,收入丰厚、前景可期的公务员成为最热门的职业。
副旋律是小品表演,其中以“二人转”的演员最为成功,电视台把他们的“忽悠”(欺骗)精神推向全国。那时还闹过一阵子“国学”,即李零先生说的“国将不国之学”。电视台热播外行并且恶俗的“国学”讲解。不着调的讲解者效仿二人转,成为“国学一人转”明星。
这几年最时髦的是谍战剧。在剧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藏的敌人。于是精明能干的人们彼此提防,互相陷害,最后同归于尽。在他们看来,一切事情都是阴谋,所有人都是敌人,没有好人。在官场厚黑学盛行这么多年之后,谍战片的兴起顺理成章。它和辫子戏有一个共同特点:把时代背景设定在过去,而内容则是观众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
2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也许是女人们先感到了厌倦,因此闲扯情感韩剧在2000年代渐渐流行起来,成为“韩流”中的一股浪潮,至今不衰。在这期间还热播过美剧、日剧。但由于受到更多限制,这些连续剧没有形成一个连续的潮流,更多是在盗版光碟店里热卖,或者是网络上的热门下载。
在中国,韩流、泰流之后的下一个“流”是什么呢?很难说,也许是越南流、缅甸流吧。
既然是“流”,必然是向低处流。没有软实力,就没有好节目。
(作者注:“软实力”更准确的翻译应是“软力量”。既然前一个译法已经约定俗成,本文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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