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文

刚刚闭幕的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的奖牌榜，几乎就是一张当今世界精确的实力地图。无论是美国的单极霸权和西方的整体衰落，还是中国的王者归来和金砖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抑或是世界的中心舞台由北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迅速转移……一切既有格局以及将来发生的趋势，都能在这张奖牌榜上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当然，这么说绝不意味着我赞同或默认体育政治化。这里的因果关系其实恰好相反：并非体育应当（或可以）服务于政治和经济，而是政治经济实力往往会自然而然地从其自身以外的其他许多镜面上折射出来，其中包括竞技体育。

中国奥运代表团以38枚金牌和88枚奖牌位居美国之后，排名金牌和总奖牌数双料第二，这也十分符合当今世界各国的GDP排名。虽说我们在伦敦夺得的金牌数和奖牌数要明显低于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对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预先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它仍然创造了中国在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因此正如代表团团长刘鹏所说的，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

然而，相信大多数关心体育和时政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强烈感觉：载誉而归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向我们奉上的上述这份满意的成绩单，似乎一点也不能使我们心理舒畅和情绪振奋。相反，大多数人恐怕会同意，从一开始，这就是中国参加奥运会以来最令国人纠结、气恼以至于争吵不休的一届。

说到底，这反映出以下事实：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体育等各方面的崛起，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应该向哪里去”……这类业已存在了很久的根本性问题的困扰和焦虑不仅没有得到纾解，反而日益加深。

西方的“反华阴谋”

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多边外交中，中国与英国的关系总体上属于比较相安无事的。两国地理上无直接关联而各领域交流众多。但是，本应是“提升中英两国人民友谊”好机会的伦敦奥运会，却从一开始就伤害到了许多中国人胸中那颗异常敏感的自尊心。

16岁的中国天才游泳运动员叶诗文在本届奥运会的女子个人混合泳两个项目中轻松夺冠，并一举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和一项奥运会纪录。于是，关于她采取了不正当作弊手段（服用兴奋剂）的质疑和暗示立刻在西方同行圈子里和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

不用说，这样的指责引发了国内舆论的强烈愤慨。就连《人民日报》都将这一现象定义为是“对中国的歇斯底里和妄想恐惧症”。它的一篇评论指出，这种怀疑是“采取双重标准，将攻击矛头对准中国运动队和中国选手，这样做，用无心之失恐怕很难解释，刻意打压、故意干扰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

如果说经得起严格药监考验的“叶诗文风波”最终因英国权威科学刊物《自然》杂志的公开道歉及国际泳联的郑重声明而对国人情感上有所交代的话，另外几桩赛场上中国选手“明显吃亏”而又未能申诉改判的“黑哨”事件则令许多人更加郁闷而又压抑。

8月2日，中国运动员郭爽和宫金杰在女子自行车团体竞速赛中因被判犯规（看起来似乎并未明显犯规的样子）导致金牌得而复失；8月6日，中国体操选手陈一冰在吊环决赛中表现完美，但是裁判却把金牌授给落地时略有失误的巴西小将；临近赛事结束，中国链球运动员张文秀失去了一枚已经到手的铜牌，在经过一次人为的测量错误更正后，她的铜牌被德国选手海德勒剥夺……所有这些，都被万里之遥的许多中国民众和媒体舆论断定为西方“对中国深深的怀疑”和“长期的偏见”。

然而，如果我们在义愤填膺之余稍稍心平气和一下，倾听一下西方人士和媒体的声音的话，也许会认识到，我们的情绪里面其实有着许多不真实的夸大成分，至少，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西方大多数人的想法。

西方业界和媒体普遍不同意奥运赛场上对中国存在什么有意识的偏见和阴谋，英国著名的左派媒体《卫报》8月8日发表的评论便颇有代表性。它认为，“无论全球地缘政治中存在何种更大范围内的紧张关系，在伦敦奥运会上要找出公开反对中国的态度并不容易。”文章承认，尽管对本国选手的支持无疑更加声势浩大和狂热，同时对与英国有关系的国家——例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勒比海岛国——也有一些附带的偏袒，但给予其他国家的掌声和欢呼声还是相当平等的。

还有专业人士不无道理地指出，发生在叶诗文等人身上的怀疑乃至“不公平打分”并非特别针对中国运动员，“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个国家身上，”此外，就游泳项目来说，中国运动员不是没有“前科”的。就在今年6月，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自己宣布游泳世界冠军李哲思药检呈阳性，她也因此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这也是引发外界猜疑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许多人还在技术层面上解释说，伦敦奥运会的裁判并不都是英国人或西方人，就像北京奥运会的裁判并不都是中国人一样。而且，为中国运动员叫屈和辩护的声音里面，大多恰恰来自西方。例如，美国游泳天才菲尔普斯等人就曾公开为叶诗文的成绩辩护……

不管怎样，就算有《中国青年报》这样的中央媒体呼吁国人“少一些受迫害心理”，伤害与隔阂已经造成。至少，伦敦奥运会上西方对中国的“猜忌和偏见”，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一些中国民众对西方的怀疑和敌视。对西方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很难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做到感同身受。过去300年是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近代以来，西方作为一个整体从未受到过外来异质文明入侵和统治，从未被看成过是“劣等人”，西方的精神传统也从未像中国那样因无力应对外来挑战而陷于彻底崩溃……因而，西方人几乎不可能理解普遍弥漫于曾经在列强入侵下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的那种近乎“病态”的民族自尊感。

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如果西方想要同中国继续和平友好地打交道，进而从中国的成长中分享好处，那么，它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了解和理解中国人的这个“命门”。

何为“奥运精神”？

我小时候看电视上的体育比赛，每当出现中国运动员争金夺银的镜头时，解说词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定是“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中华崛起”……之类斗志昂扬的政治性词汇。自从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开始，中央电视台体育比赛——奥运会特别明显，但不仅限于奥运会——解说词中的关键词发生了显著的转向，开始颂扬运动员、志愿者和观众的“参与精神”，各国人民的“友谊”，以及“世界和谐”……

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这种生硬而仓促的主题变调至少在一开始没有能够迅速而成功地改变中国观众在几十年政治挂帅氛围以及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设置的举国体制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竞技体育观。相反，它给为数不少的人制造了新的认识混乱。我就曾在自己的微博上向一位开口闭口“重在参与”、“友谊交流”的央视解说员发问：如果不是为了争夺奖牌、乃至金牌，而只是为了参与和交流，那我们的运动员平时何必那么刻苦训练？更何况还花掉了我们纳税人那么多钱！随便派些爱好体育运动、外语水平更好的年轻人去伦敦走一趟不就得了？

实际上，人们耳熟能详的奥运精神也是“更高、更快、更强”，而不是“和平、友谊、团结”。说到底，竞技体育鼓励的就是人类为了实现永无止境的更高目标的雄心壮志和奋勇拼搏。

因此，央视解说词的简单变调，泄露的是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永争第一”与“金牌至上”这两个不同概念之间关系的模糊和错误认识。当中国参赛者轻而易举地取回冠军或压根不可能夺得奖牌的轻松时刻，这种空洞无物、风花雪月的解说词还勉强对付得过去，而一旦出现中国羽毛球女子双打头号种子于洋、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而被取消资格的严重事件后，原来善意满溢的社会舆论便立刻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看得出来，突然冒出来的棘手的“新问题”令中国的体育管理官方也有些措手不及。国际羽联不留情面地宣布将于洋和王晓理扫地出门的第一时间，中国羽毛球队和奥运代表团“批评”了两位运动员，而非像受罚的韩国和马来西亚人一样提出申诉。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表示会为球员的消极比赛战术承担责任，还在中央电视台作了公开的道歉。

受到损害和感觉受到威胁的运动员并不买账，而国内的观众更是群情激奋。大多数的意见认为，于洋和王晓理虽说确有消极比赛之嫌，但她们的行为属于人们常说的“合理利用比赛规则”。事实上，许多体育比赛中都普遍存在类似的利用规则的“犯规”手段，国际羽联的判罚显然是失当的。此外，中国的民间舆论一边倒认定，于洋、王晓理的“消极比赛”是羽毛球队和教练的战术安排，因此，如果说这有什么错的话，错在球队，她们只是值得同情的牺牲品和替罪羊。而上天似乎特别眷顾中国羽球队和李永波主教练。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历史性地包揽了羽毛球项目全部5枚金牌，这一辉煌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消极比赛”事件造成的浓重阴影，也使国内舆论关于它的争吵被一片赞美声淹没。

而关于这一事件的争论不仅存在于中国国内，甚至也在奥运会期间频繁地登上全球著名媒体的重要版面和时段。就我本人目力所及，大多数西方教练、运动员和评论员都对于洋和王晓理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奥运会女足比赛冠军美国队的一位资深球星在接受《纽约时报》就于洋、王晓理事件的采访时就公开说：“没人会因为你得了小组赛第一而奖赏你！”

这种国际舆论氛围加上无懈可击的竞赛成绩，终于使得起初受到中国官方新华社连篇累牍严厉批评的李永波们一举扭转态势。在羽毛球比赛临近尾声时，李永波以及中国的男子单打冠军林丹都公开批评说，正是奥运赛程的不公正设计引发了于洋和王晓理的消极比赛行为。

最给电视机边的中国观众心里添堵的，毫无疑问是万众瞩目的110米栏运动员刘翔4年之后再次因伤倒在奥运会的首轮淘汰赛上。那仿佛凝固的一瞬间的镜头激发起了中国民间和官方舆论有关本届奥运会的最激烈的议论，一时间关于这位“天之骄子”的背后的政治的和商业的剖析乃至阴谋论充斥中国互联网的每个角落；而在另一边，各种“宽容”和“鼓励”也暖彻人心。

就个人的感受而言，我在刘翔退赛这件事情上看到的倒是巨大的进步。记得当天傍晚我在微博上瞥见上海一位著名思想史教授对此事的短评，他的大意是许多人不能理性地接受“英雄刘翔也会失败、而且一再失败”的现实，印证了中国人的“弱者心态”，后面表示赞同的评论者跟了一大堆。我那时正好在上海的一间路边小店吃面，观察到的真实情况是：那位教授所说的“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并未因为刘翔的退赛而难过得胃口大减或者破口大骂，他们在一阵简短的惋惜叹息之后迅速照常喝啤酒、聊天、说酒话……丝毫未表现出那位著名教授在书房里表现出来的心潮起伏。

改革“举国体制”此其时也

伦敦奥运会结束后，近来表现抢眼的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发表评论，为饱受舆论攻击的中国体育举国体制辩护，称反对举国体制是“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条件”；甚至认为主张体育改革是尊崇“洋教条”。

这种论调受到了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的猛烈批评，她在最新一期《新世纪》周刊的社论中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其实，竭力维持过时的体制，才脱离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的具体时代背景和条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早已形成，政府主导型体育管理体制必须转变，引入多种主体才能给中国体育带来蓬勃发展的局面。顽固地信奉旧的发展观，显然无视中国社会的进步。把举国体制武断地当作一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沾沾自喜，指斥先进国家运行有效的管理体制，这种封闭思维折射的恰恰是陈旧的教条主义。”

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拥护者和主张者支持这种观点。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前后，国内针对体育举国体制的反思和批评就已不绝于耳。而今年的伦敦奥运会，终于成了一场市场化机构和媒体集体批判举国体制的大合唱。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依靠国家行政力量的有效组织，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以配置全国竞技体育资源。其目标就是在各类国际重大比赛，特别是奥运会上获得更多奖牌，从而为达到体育本身以外的政治宣传教育的根本目的服务。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源自前苏联的体制是计划体制的产物，或者干脆说，它就是计划经济和全权政治在体育领域的呈现。

如同胡舒立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观点一致，我不能同意互联网上那些肆意宣泄的非理性意见。这些意见随意地将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获得的金牌、奖牌与荣耀同国内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状相联系，进而发出许多无的放矢的破坏性的评论。在它们看来，似乎金牌非但不应当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反而还是国内糟糕社会现状的反光镜。但实际上，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在国际各类竞赛上取得的好成绩，依然能够激励全体国民的荣誉感和凝聚力。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开放，尤其是中国已经以东道主的身份举办过一届成功的奥运会，金牌和奖牌数也连续高举各国前列，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能够以平常心看待比赛胜负，运动员也不再被视为国家和民族的符号。就像中国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所说的，中国已经过了“只需要金牌，不需要体育；只需要冠军，不需要运动员”的时代，中国的竞技体育也从要通过体育来彰显国力的“英雄时代”进入了运动员充分展现个体魅力的“明星时代”。

到了这个时间点，举国体制的效用日益衰减，而维持它的成本及其副作用却日益提升和显现。

一方面，正如胡舒立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如同所有计划经济的产物一样，由于不能准确反映成本与收益，长官意志盛行，体育举国体制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只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投入产出的低效。另一方面，近年来媒体不断曝光一些当年的优秀运动员、甚至世界冠军退役后生活极为窘迫，恰是因为这些运动员在幼年时就在封闭的体校进行训练，除了他们练的项目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文化知识和生存技能。此外，中国运动员为了虚幻的“国家荣誉”牺牲了太多东西，当媒体披露因为担心影响训练，亲人对上海跳水冠军吴敏霞隐瞒了祖父母去世以及母亲患癌症的消息，这种“摧残人性”的举国体制的负面因素更是被迅速放大。

许多人原本期待，北京奥运会之后便是中国改革举国体制的黄金时机，但四年来不仅毫无改革的实质性举措，甚至也未见有任何改革的蓝图规划。

未来要改革举国体制，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再把国家在体育方面的全部资源集中在专业运动上，而是拿出其中的大部分用于群众体育上，特别是用于中小学教育体育运动的普及上。只有群众体育真正展开，中国才能成为一个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而不只是个金牌大国和奖牌大国。一个国家发展体育的根本目的，是强健国民体魄，而只要群众体育真正得以蓬勃展开，全体国民身体强健了，各类运动人才必然会辈出。

事实上，将举国体制视为竞技体育成绩的必要条件，本身就荒诞不经。不要忘了，本届奥运会上取得金牌和奖牌第一的，仍然不是实行举国体制的中国，而是体育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美国。

当下改革举国体制的最大障碍是全国各级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及其官员，因为改革会损害他们的既有利益。应当理智地承认，这是历史造成的，改革的成本不能全部由他们承担。不过，粗略地统计，受益于体育举国体制的人群在全国范围内一共只有几百万。因此，他们的这点损失是非常有限，也不是很难得到补偿的。而一旦几十年惯性运转的举国体制得以彻底改变，受益的却是整个国家的体育事业及全体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