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广昭/文 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引起了对国家角色的讨论与争议。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里有个观点：现代化是自发的社会秩序。他批评了建构理性主义，认为理智的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理智，倾向于认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文明所提供的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特意的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这种倾向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赞成对经济进行集中计划和管制。

那么，本文关切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什么样的？观察中国近代历史，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从19世纪中期，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个“理性建构”、“人为创设”的过程。

首先，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明的内在逻辑发展，中国不可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因为中国的传统对于现代化来讲，是阻力而非助力，与现代化同步的是对传统的解构与批判。但是现代化没有纯粹自发，即使是最具原发型的现代国家——英国，也不例外。英国在崛起过程中也渗透着很强的国家印迹。所以，笔者不赞同自由知识分子绝对反对“理性建构”的倾向，因为那样就会断绝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即使是哈耶克本人也赞同计划的“不可避免性”，他反对的是只是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

其二，对于后发现代国家来说，现代化绝不能被认为是某个主体自觉设计、“理性自负”的结果。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往往会借助于国家力量，但经济一旦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诺斯所谓的国家难题。国家代表了秩序，但只有秩序或可使国家摆脱贫困，但真正达到现代层面的繁荣，则需要另一要素——自由。哈耶克也一再强调，他和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价值选择的对立，而是由于事实判断上的不同——问题不在于计划所设定的目标在道德上是否可取，而是用它所倡导的办法能否达到目标。

最后，必须承认，自发社会秩序不是尽善完美，甚至会失效，但这种自发秩序的大多数缺陷和失效，多是因为有人试图干涉甚至阻止它的机制运行，或是想改进它的具体结果。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就曾指出，在中华帝国时期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麻烦时期”，文明和技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些反叛或脱离常规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由此引起的进一步进化和成长，自然的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其实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中国依然存在。

中国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对物质界面的追求始终是启动现代化的最根本动力；现代化只是作为一个强国梦的手段，而非目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精英层绝大部分都没有无条件接受现代化内含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而是对其进行功能性的选择和认同。

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在计划与市场之间逐渐偏向于后者。但近几年尤其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存在倒退的危险倾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经济管制现象。换言之，就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存在极度“理性建构”的趋向。

吊诡的是中国老百姓多欢迎这种政府介入干预，一个显著的现象——中国的老百姓不大相信“市场”（原因很复杂，最主要是在中国畸形的市场里，寻租、不公现象严重），这从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许小年等主张自由市场的中国经济学家不断被骂，便略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管制的对象多是外资、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很少涉及国有垄断性企业。方便面价格不让涨，而油价却在疯涨（在中国大凡垄断性行业，谈成本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这样的后果便是，大量民间财富向国家垄断转移。人为拉大的贫富差距，会进一步造成民间“仇官”、“仇富”情绪的蔓延，乃至进一步的社会心态失衡。

“市场里的政府”命题告诉我们，没有无政府的市场。现代化不可避免理性化的设计，但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极度的“理性建构”、“人为创设”倾向。无论是对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世界认同，还是国家内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这都会是一个巨大障碍，值得警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