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金童
盖洛普（Gallup）是美国一家全球知名的民意调查和咨询公司，自创办至今，有70多年的历史。1936年，盖洛普、E.罗帕尔、A.克罗斯利以类似的方法各自抽样调查，成功预言了罗斯福将在总统竞选中击败艾尔弗雷德·兰登。盖洛普获得了最初的声誉，同年创办盖洛普民意研究所。很快，它成为可信度很高的调查机构，尤其对于美国总统竞选的预测，误差率极低。
民意调查是针对公众态度、意向，遵循了一套既定程序的调查，它能够提供整体或特定人群对于某事件或问题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态度背后的意义以及公众之所以支持这些态度的原因。民意调查不但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反映和度量舆论与民意的重要手段、渠道，也成为历届美国总统大选的热议主题之一。
尽管民意调查最初用于预测选举，但它如今已被运用在众多领域。70多年中，盖洛普致力于测量和分析民众的态度、意见和行为，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认可。
基于盖洛普公司多年的全球调研数据，由盖洛普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吉姆·克利夫顿（Jim Clifton）和盖洛普的科学家团队共同完成了《盖洛普写给中国官员的书》（The Coming Jobs War）一书。借该书推出简体中文版之际，我们采访了美国盖洛普中国首席咨询顾问吴涛博士，请他谈谈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及管理咨询。
问：经济观察报
答：吴涛
问：盖洛普博士最初在设计盖洛普路径（发现优势-因材施教－优秀经理－敬业员工－忠实客户－营业额持续增长－实际利润增长－股票增长）时第一步放在发现优势上，为什么“发现优势”是第一步？
答：这得回到本源，也就是盖洛普公司是做什么的。很多人会答，这是一个搞民调的公司。其实民调只是方法。要我说这公司是干什么的，我说它是研究成功，或者说是研究绩效管理、绩效提升的公司。它研究的成功包括三方面：一是人的成功。这涉及如何定义成功。这和科学研究最相通，你如何定义、如何测量、如何测评……这些都影响到如何管理、如何咨询。我们经常讲，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二是企业的成功。为什么有的企业做得比别家好？盖洛普研究到企业最核心的依旧是人：员工、客户、经理人，换言之做企业如何能发挥人最大的优势。三是国家的成功。对国家的研究，也要制定并运用核心的关键指标。所以盖洛普会做全国消费者的调研，关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关心人们的幸福感。
问：几个月前盖洛普发布了关于金砖五国的幸福感报告。报告发布的时机有什么特别讲究吗？
答：2006年，我们就开始做关于这一主题的调研，内容涉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前阵子之所以做金砖五国的调研报告是为了找一个新闻点，当时大家比较关注金砖五国。
问：那么盖洛普是在反映舆论，还是制造舆论？
答：研究的选题要选好，需要关注社会、新闻、关心大家关心的热点议题。比如，前不久有个同事建议我们合写一篇有关创业环境的报告，比较中东某国和中国。我斟酌了很久，认为他的新闻点不够。换言之，报告出来后，我不认为有太多人会关心。但是假如我们能做一个关于中国、印度比较的报告，很多人会愿意读一读。我觉得还是要反映舆论，过程中，你又不能消极地反映舆论。作为一项研究，既要反映也要引导。
问：《盖洛普写给中国官员的书》英文原名是“The Coming Jobs War”。为什么不是“环境战争”、“资源战争”而是“就业战争”？
答：综合看盖洛普在全球多国的研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希望能有一份好工作。这个问题暂时在中国没那么突出。经济好时，大家可能不觉得这件事有多严重。经济不好时，这件事就非常严重。幸福的基础条件之一对任何人来说是有份好工作，它既能满足人基本的生存需求又带给人成就感。而解决就业是各国政府为保障社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业决定国家命运。
问：书中例子说的还是美国，对中国有多大的参考意义？
答：虽然国情不同，但从民众的角度讲，问题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在美国显得迫在眉睫，从大选来说，经济说到底就是就业问题。谁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好，谁就是下届美国总统。如果奥巴马能把失业率稍微降一个百分点，基本上就胜券在握了。对中国而言，今天我们的经济相对比较好，可能你没感到这么大压力，但进行消费者研究、民生研究的话，这件事非常关键。住房、医疗的基础是有一份好工作。中国现在的就业率是比较高的。听起来这是好事，但很多人的工作一般，真正能实现自我的工作恐怕不多。
对于一份好工作，作者认为不光要看现在，也要看未来。世界进一步发展，国际分工越来越细。谁能创造更多的以知识为导向、为基础的就业机会，对这个国家来讲，它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否则，吸引不了人才。从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就业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凸显。
记者：盖洛普最近发布了一则关于保罗·瑞恩的调查，假如他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一个调查。39%的人认为他很好，42％的人认为他不太好。在正式结果出来前，调查结果会不会影响民众的选择？
答：事情是互动的，尤其生活在信息时代。如果从新闻媒体的研究来看，这是一个铁三角，竞选候选人，媒体和民调互相影响。民调可能反映了民众想法，通过媒体后部分内容被写出来，影响民意，民意又反映到民调上。这是相互影响、相互博弈的过程。在美国，媒体是第四权力，可以说美国是四权分立。
问：这份报告是盖洛普自行发布还是与组织机构合作的？
答：在美国，盖洛普做民调不接受任何政党、个人的赞助。同样，它的调查也不受任何一方影响，它就是客观反映民意。它关心重大事件发生后，民众、社会对事件的反映和事件的影响。
问：做这一类的调查和商业调查有什么不同？
答：方法上两者一致。有些调查可能是盖洛普自己来做，有些调查受委托做。委托做的调查要根据客户的需求设计问卷。但客户不会干预调查方法的使用，大家基本上能达成一个共识。
by荣剑
副标题: 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作者: 萧功秦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2-8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谓是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见证者，也是这套理论的推广者。
萧功秦是目前中国学术圈内少数几个能写文章，能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的学者之一。这么说是因为从1990年代以来，学者的创作和学术生产遭致权力和市场的双重侵蚀，国家基本垄断对学术的财力支持，大学教授为博得国家各种课题资助，几乎全数陷入意识形态生产陷阱。而萧功秦则是少数几个幸免于难的学者，近20年来他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国家资助，他的学术研究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态度上，还表现在他力图摆脱当下日趋严重的左右对立思维模式，倡导“中道理性”的立场上，体现出他一以贯之的温和、理性和稳健的思想路径。
萧功秦研究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这20年来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尽管概念上有一些调整。总的来讲，不管他以前所概括的新权威主义，还是现在所概括的新保守主义，实际上还是抓住了中国制度安排的总特征。
这个总特征，在我看来就是国家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萧功秦现在试图以“新保守主义”来重新概括，以区别于以前的“新权威主义”，其实学理细分的意义不大。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表述，拘泥于概念的创新反而会导致一定的理论混乱。至少从现在来看，所谓“新保守主义”远没有“新权威主义”更具理论解释的有效性。
新权威主义在1980年代初次登场时，它在学界是缺乏认同的，在当时不断高涨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中显得格外“保守”。现在则不同，国家强有力的控制能力被许多人视为中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进而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此社会和思想背景下，萧功秦的新保守主义主张按理说能够摆脱其在1980年代时的窘境，成为社会共识，甚至成为执政党进行新的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按我的说法，萧功秦两个“主义”提出后，均是“生不逢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并不认可用“威权”、“保守”这套叙事方式来自我定位，这套话语按党的传统标准来看也没有合法性。我对萧功秦说，你的整个概念系统，实际上和中国的制度运行脱节，始终处在自说自话状态。这需要我们反思。
过于学术的话语表达，对中国现实制度的解释往往是有限的。实际中的中国运行，可能和你讲的是一回事，但理论和实际又无法重叠。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理论的有效性。比如张木生重提新民主主义，他的潜在前提是，执政党的理论优势没了，需要重新建构。现在所谓的政治儒学也在找新说法。在我看来，现在没有一个恰当的理论能够概括我们现有的制度改革，大家都在找理论资源。但能不能把理论创新或理论的重新发现和现实变革结合起来，目前还没有破题。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
强调理论转型，对萧功秦来说，是否意味着他现在应放弃新保守主义这套说法？
从话语策略上讲，我们都不能再继续讲新保守主义了，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学术支持。不能因为为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了把钓鱼岛拿回来，为了解决南海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继续维持威权化治理。20年前，讲国家主义也好，新权威主义也好，都有利于社会发展。但20年后，再继续说时，我认为会继续固化现有体制的弊端，我们不能再提供这样的学术支持。知识分子需要有新的价值判断。
我始终不怀疑萧功秦的宪政情怀以及他对民主、自由、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追求。他始终把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视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他设计的威权体制转型的路线图，最终走向的是大多数人期待的局面。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制度转型何曾有过理性的时刻？现在它能按我们想象到的最好方式运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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