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毛尖竟被封为“小资教母”。宝爷说了，毛老师是“华人女界里第一个看过一万部欧美经典影片最年轻的教授”。恋光影、赏风月，一头扎进不知今昔何年的幻境乐土里去，待到儿子王子乔出世，她猛然“对世界有了责任和要求”。“在今天，批评将承担起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任务。我说‘所有’，是有特定语境的，小说永远会有，影视永远会有，但是在这个时代，批评已经突破了过去的批评限定，就像网络已经不仅是资讯的天地，网络成为生活本身，批评也可以是一切。”

两地书

90年代毛尖来香港读博士，董桥说：“黑白片老香港,眨眼不在了,真对不住毛尖。片子里南来那许多学人文人艺人全走了,香港多萧飒。上海怕也不是战前战后的老上海,两地似乎单薄了。”初来香港广东话听不懂，报纸上虽然中文字，竟然不认识。一切都按规章制度，井然有序，人与人之间关系西化。而科大三年，毛尖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自然忘不了感激科大的影像资料室。她上一年去了哈佛做访问学者，写出来的美国见闻也篇篇带刺，嘴上怨的是波士顿的平淡无趣，心里念的都是大上海的热火朝天。站在车水马龙的洪荒里，毛尖是志得意满的小市民，“过平常日子，大概是最激烈的爱情宣言”。所以她要深情款款地写：“本雅明说，在一个驼背小矮人身上，我们的爱情莫名地降落下来。是真的。”

同一时分，香港报纸也闯进一个毛尖，身在香江，眼望黄浦，《信报》专栏“上海通信”，一写多年。十五年过去，再念起香港，所有的污点都变了清白，说起香港的老牌文人，她说认识的不多，“罗孚先生算吗？刘绍铭先生、林行止先生、郑树森先生、郑培凯先生，他们都是香港文人，可他们一个都不老，再看李欧梵老师，每次在他和师母面前，我就觉得，青春是他们的。”

人人确然正在被巨大的虚无感吞噬。“我能做什么呢？无非是把专栏写好，把书教好”。她努力不叫虚无感主宰，“我相信，当狄更斯写《双城记》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碰上了一个‘最’时代；当托尔斯泰出走的时候，他也会有虚无感，所以我总想，这绝不是最坏的时代，尤其，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坏怪在时代身上。或者，就用堂吉诃德的信念来抵御吧。”

或许还是董桥说的：“将就将就岁月还是灵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