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童们
导语:我们无法预知是否有第二个侥幸复制的郎朗,但音乐绝对是一条更加狭窄的路。

 

经济观察报 施健子/文 迟到的郎朗作着揖走进房间,后面紧跟着经纪人和助理,在他到来前的差不多半个小时里,屋里就坐满了记者,分别来自中国大陆、新加坡和日本。

 

圆脸,削肩,他比电视上看起来足足小了一号。“来吧,我们今天稍微说点实话。”他坐下来一拍大腿,从小成名,加上经纪公司的刻意培养,他在应对媒体方面很有一套,甚至有媒体私底下说过他在采访时是个很“枯燥”的人。

但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有名的年轻钢琴家。如果在中国谈论钢琴和音乐,郎朗是个永远无法越过的话题,而伴着成名而来的,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质疑、比较和纷至沓来的标签。

而他所带来的另一种效应,是持续多年跨地域的钢琴热。这也不奇怪,中国几乎无自发式的热潮,我们热衷的,无一不是由某个人物或事件发酵催化而成的,比如2008年夺金之后的网球热以及从今年奥运会开始的游泳热。

这次在上海,郎朗应唐培里侬香槟王的邀请,与好莱坞非常有名的法国作曲家Alexandre Displat第三次合作,为三款香槟创作音乐。郎朗也坦言自己不那么懂酒,“我原来不怎么喝酒。因为我的理念就是,钢琴家需要保持一个永远清醒的头脑。当然很多音乐家也喝酒,他们觉得不清醒的头脑可能更好。”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勤奋是钢琴家成功更大的一个因素。从4岁开始,每天高强度八九个小时的练琴时间——包括同期的陈萨、李云迪都有着高度重复的成长时光。这个外延甚至扩大到所有需要以音乐为职业的孩子。“我没有听说过有哪位演奏家天赋异禀,很少训练最后也能成功的,音乐这条路上没有捷径。”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周世斌的研究方向是音乐教育和音乐心理学,曾经受邀在国家大剧院开讲座,因为涉及音乐教育的话题,吸引来了相当多的家长,不乏爷爷奶奶辈的,也有未雨绸缪的孕妇。在他看来,如果说经验主义者想从郎朗的经历中寻找启示,恐怕足够勤奋是最能得到广泛认可的。

周世斌17岁的女儿周殷子是个小长笛手,继承了父亲在音乐上的良好基因,两三岁的时候就自己在家里的钢琴上“创作”,嘴里还跟着唱。

郎朗的音乐细胞也被发现得很早,大概是1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发现不会说话的他能哼出当时的流行歌曲。包括在此之后的学琴,得奖,父亲辞职带他到北京学琴时遭遇的各种不顺,在很多报章杂志的采访以及传记里,都有呈现。许多学艺术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都在里面为自己的执着和牺牲找到了动力源。

郎朗也意识到他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我今年在深圳创办了一所叫郎朗音乐世界的钢琴学校,我希望多影响一些年轻人学习艺术。可以说这是一种责任,人到了30岁会觉得责任更重一些。”他说。除此之外,他今年在牛津大学有三场演讲,还参加了一档青年电视公开课的节目。在一些杂志的采访文章中,郎朗的头像下被冠上了“音乐改变世界”的大标题。

在之前传记里那个魔怔的父亲郎国任也渐渐被洗白,“爸爸的脾气也就跟着变得很糟。他突然就跟我说,现在有三条路给你走,第一,回沈阳;第二,跳楼;第三,吃药。他给我准备了30多颗那种治退烧的药。”类似的经历郎朗没有再提起过,而9月初郎国任《我和郎朗30年》的发布会上,郎朗泪眼婆娑,称父亲并非“狼爸”。

但有些观众们已经自认为找到了方法,这也是周世斌最担心的地方。“郎朗绝对是个非常规的特例,可以为大家所知,但不值得模仿,也没有普世价值。这样的极端很可能导致孩子们的痛苦。”但他表示理解郎朗。

周世斌也刻意地培养女儿音乐上的才华,一开始周殷子被送去学钢琴,后来改练长笛。“不过,我和她妈妈早就说好了,无伦如何要给孩子一个完整快乐的童年。小学和初中期间我们没有给她报过一个课外辅导班,也没压抑过她别的爱好。”初中毕业后,周殷子考上了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部,周一至周五在普通高中上课,周六在茱莉亚上课。周世斌说,“很多茱莉亚预科的学生,都希望以音乐的特长敲开长青藤盟校的大门,未必是以音乐为职业目标。”但周殷子还是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专业的长笛演奏家,和世界上著名的交响乐团合作。周世斌想的是,“以后即使只是成为一名长笛教授,对女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我有期望,但更希望她今后过得幸福。”

周殷子无疑也是个案。“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前提的,我们有美国绿卡,孩子也不太可能竞争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周世斌说得很直白,“如果没有绿卡,在国内的教育环境上,我们很难做到这么潇洒和抽离。”这是另一个让人无限伤感的话题。

而郎朗似乎是重压下的一个异类。“除了当钢琴家,我的组织能力也很强。”他说。在《金融时报》的理解,这种组织能力就是交际手腕,他们的记者写道,“郎朗每年参加120场音乐会和独奏会,沿着名人关系的阶梯向上爬。”这显然有点太过激了。不过郎朗已经越来越能讨媒体的欢心了,他解释别人对他曲风单一的质疑,“现在别人一看到我,就叫我那个黄河,我也很苦恼。但现实是你在国内是很难弹一些很有深度的曲子,比如巴赫的戈德堡变奏曲,在美国也很难实现,在欧洲才能实现。这就是一个事实,我在春晚上弹马勒,我想没有人会让你弹。大家说你弹一个快一点的吧,大家都能看懂的吧,所以大家对《黄河》记忆犹新,大家都能听懂,能不犹新吗?”逗得在场记者哈哈大笑。“郎朗只有一个。”周世斌希望家长更多地关注到孩子的意愿、天赋和喜好,“毕竟从音乐历史上看,成材规律和条件都是现实存在的。”

我们无法预知是否有第二个侥幸复制的郎朗,但音乐绝对是一条更加狭窄的路。一个人的成功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失败,而失败,也恰恰正是所谓梦想的陷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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