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杜远 说起成为“城里人”后生活的变化，重庆市綦江区居民李长辉看着记者足足有半分钟，终究还是没能给出明确的回答；而重庆奉节的高建华则清楚地告诉记者，因为缴纳了城镇医保，最近他女儿2000多元的医疗费用报销了600多元。

从2010年8月重庆启动“史上最大规模户改”至今，两年时间总共有300余万农村居民在重庆成为市民，超过该市约2900万常住人口总数的10%。下一个阶段，户改的工作重心将是完善制度，推动农民工转化常态化、法制化。“重庆户改的制度体系还在进一步完善，因为这是个探索，没有先例可循。”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市户改办副主任徐强9月12日对本报记者说。

转户常态化

2010年8月，重庆启动地方政府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户籍改革计划，计划用10年时间使当地1000万农村居民转为城市户口，这也是2007年底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重庆在统筹城乡领域最大的改革动作。

到2012年1月，322万农民转户进城，重庆官方宣布完成户籍改革第一阶段的任务。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当月的户改工作总结会上表示，2012年开始，重庆户籍改革的工作重心是落实政策，坚持并完善相关制度，逐步推动农民工户籍管理制度法制化。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强表示，完成这几百万人的转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即为农民工打通一个进城的制度通道。

他指着一本厚达300页的《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汇编》告诉记者，这本一年前编辑的文件集里的一些内容已经过时了，这上面有35个文件，实际上目前相关的文件已经有40多个，有些文件的内容也有所调整。

“农民进城务工后，具备了一定条件、愿意转户就可以转，这在之前是做不到的。但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农民工将会永远游离在制度之外，我们要把这个通道打通。这40多个文件就是我们关于转户的制度探索。”徐强说。

转户进入常态化，还反映在转户人数上。在经历了一年半300余万人疾风暴雨式的转户后，今年截至目前，重庆转户人数仅为30余万人；此前，重庆官方预计大规模转户完成后，每年完成约50万人的转户量，从数字上看，这一预期与实际情况也是基本吻合的。同时，转户农民工中，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农民工占总数接近70%，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的补充。

徐强告诉记者，户改进入常态化后，专为户改而设的协调机构重庆市户改办仍将持续运转一年。

户改办一方面将进一步完善户改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兑现政策”，包括农民该保留的农村权益、进城农民的待遇落地。据称，目前当地转户农民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退”地的周期有点长。

关于户改的资金问题，《财经国家周刊》曾报道，今年四五月间，国家发改委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显示，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学者认为户改所需的巨大投资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操盘”户改的重庆市长黄奇帆也计算过户改的成本，他曾公开表示，重庆户改大概所需4000亿元改革成本。

但他同时表示，这个成本大体上是企业、政府、社会三方面各承担1/3，另外，大部分改革成本并不需要一次性支付，而是15年至20年的周期里逐步到位的过程，这样一算账，成本是受得了、消化得了的。

针对重庆户改的成本，徐强表示，户改和重庆的公租房是一回事，很多地方也认为公租房投不出钱，但实际上只要把成本的长周期和多元化分析清楚了，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比如养老金的支付，这是一个15年至20年的过程，再比如农民工转户后多缴纳的社保，这些应该由他所在的企业来承担。

徐强认为，东部一些城市不太愿意农民到它的城市里，有一定的排斥心理，重庆直辖才10多年，城市化的动力还很强劲，重庆提出主城区要达到1000万人的规模，不管人是从哪儿来的，学校、医院，这些都是城市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只是说户籍改革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有次开新闻发布会，有个记者问黄市长，最近菜价上涨和你们户改有没有关系。这些人不可能以前不吃菜啊，本来就要吃的。”徐强说。

进城之后

为了让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的转户农民了解户改政策，重庆户改办编辑出版了一本《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指南》的小册子，“指南”中第70条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农民工转户进城后，因单位不景气或其他问题失业了，农村的土地退出了，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似乎是当下不少官员和学者针对户改讨论得最多的问题，然而，对一些“进城”的农民工而言，这个问题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

李长辉是重庆力帆集团的一名工人，今年45岁的他老家在重庆綦江区（原綦江县）。2010年转户前，李长辉在重庆主城打工10多年，他告诉记者，家里只有一亩三分地，不到外面来打工，在家里种地也不够生活。做过电工、泥水工的李长辉对失业并不太担忧，他觉得城里总是不缺活干的，怎么都强过在农村。

但李长辉在城里的生活，也绝不轻松。

他说，2010年重庆启动户改时，自家在綦江农村的地“被征了”，政府补偿了15万多元，补偿的钱转手就买了社保和老家镇上的房子，还贴补了一部分储蓄。李长辉自己也说不清楚老家的耕地和宅基地到底是被“征地”，还是转户后“退地”。按照重庆的政策，转户农民退出宅基地，如果能够复垦产生地票并交易，农民可以得到地票价款（扣除成本）的85%，而目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地票成交均价约为20万元每亩。

除了搞不清自家的宅基地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补偿，李长辉对重庆公租房的“高价”也有些吃不消，李长辉每月平均收入约2000元，而他工厂附近的公租房月租金约10元/平方米，如果两个人租50多平的公租房，加上水电物管费得600多元，李长辉说，公租房环境确实好，但住不起。目前他租住在工厂附近的一个单间，每月租金200元。李长辉一再问记者，怎么查家里土地的补偿款有没有给完，同时，他也很关心之前自己交的农村养老保险现在能不能退。

尽管李长辉自己“感觉不到转户的好处”，但对雇佣农民工的企业而言，农民工转户后的福利要比之前好。比如说，根据规定，企业要按照工资基数20%的比例给“进城”农民缴纳养老保险，而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对应的比率只有12%。力帆集团提供给本报记者的数据显示，该公司每月要为转户的农民工多支付200元-500元的社保。

重庆官方在规划户籍改革时曾预计，3年内300多万农民工“进城”可增加300多亿元消费，与此相关，重庆保留了转户农民获得摩托车下乡、家电下乡的补贴的资格。

转户农民到底有多大的消费潜力目前仍有待观察。重庆大学教授、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勇健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透露，其参与的一项实地调查研究显示，农民“进城”对消费的拉动目前并未达到预想的水平，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进城”后生活基本开销大大增加，反而减少了对工业产品的消费。

不过，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对本报记者表示，他看过不少租住公租房的转户农民，他们的房间大都家具电器齐备，公租房5年后可以买，不少农民工都把公租房当成自己的家购置物品，而且，一旦退出农村的宅基地后，农民肯定会减少在老家盖房的消费，这样就会在城里花更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