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李黎/文 如果邓丽君还活着，今年她应该刚好走过一个六十甲子。1995年5月8日,邓丽君于泰国清迈的湄宾饭店因病离世，让世人无法从回忆录里品味她人生点滴。这么多年过去，听着她的歌走过人生黄金岁月的那代人仍然在怀念，家人亦挂念。曾是国军少将的邓长富是邓丽君的三哥，是邓丽君艺术基金会董事长，他和妹妹年龄相近，成年后又一起在美国留学多年，在几个兄弟中，邓长富与邓丽君的感情最深。
这个给人谦和印象的三哥多年研读史学。当问起他在妹妹邓丽君下葬时给她的最后礼物时，他说那三本书是他根据妹妹生前阅读的口味精心挑的，分别是《唐诗三百首》，李清照的词，还有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因为张爱玲是她生前很喜欢的作家。这是做哥哥的送妹妹的最后一份礼物，是他亲自放进了棺木。
倘若由一个兄长谈及自己的手足胞妹，又恰好是感情甚笃的那个，无论是谁，讲述一切的言语总归是温暖的。邓长富是个谈话时气质清矍的人，“很多人因为并不了解邓丽君，在回忆时只一味在强调重复着‘真善美’，我也觉得多少难免有溢美之词。作为哥哥，我很客观的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她，我的妹妹毕竟是一个凡人，是一个女人，她也有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对爱情的幻想和失败。但即使是从亲人角度看，妹妹也是个极其敬业的歌手。她从小爱唱歌，非常敬业。我记得妹妹无论去哪里演出，不管台下有多少人她的认真态度都一丝不苟。”邓长富说，“她办演唱会从不马虎，非常累非常投入，这也是她后来不大愿意再做商业演出的原因。她对商业演出这个概念太较真了，觉得今天你们是花钱来看她表演，不把最好的表演呈现出来就一定会自责。所以她每一次演唱会之前筹备都累得要命。”
邓长富回忆有一次邓丽君做劳军演唱，表演完了之后坐了一艘小船回来。在沙滩上有十来个士兵帮她拉船。那些人那天因为还在驻守岗位没能听到她唱歌，邓丽君就跟他们说：“你们都没听到呢，我给你们唱几首歌吧。”她就站在黄昏海滩的风里给那十几个拉船的士兵唱了七首歌。
妹妹再是如何绝世名伶的风范，哥哥也永远记得她羊角辫的模样。有的女孩子会在成长过程中因为经历了一些事之后性格发生改变，而邓长富的记忆里妹妹就从来都是一个温和的性子。她年少时和其他女生没有两样，除了升学压力就是没完没了的补习课。“当时她念书时除了数学以外功课都很厉害，我比她高两个年级，她小学的算术是我来辅导。那时候她放学回来也是补习，一个小小的孩子背着个大重书包，把那个肩膀压得，我们每次看她放学回来肩膀都被压斜。她小时候时常梳着个辫子，昨天晚上我在石景山她的纪念餐厅还看她十岁的照片，我就在想她以前那个样子的确蛮可爱的。”
邓长富说他和妹妹两个人都是不藏任何秘密的个性，妹妹遇到什么事也都会跟他讲。所以说她从小到大交往的朋友，一般的友情到男朋友，当哥哥的基本都认识。“她干什么我都知道。她交往的一些男生朋友并不是男女朋友，只是媒体非要把它写成这个样子，但我们家也从来不解释，也没什么好说明，就是这样。根本不去解释。”
“她独立得早，很小就登台，当时我母亲陪着她。从那时候起因为她紧张，养成一个习惯，做任何演唱会，上台以前她都要去烧香。我们家是比较传统，父亲是军人，要求我们几个孩子但凡选择走的路就走好，别后悔。走了就要把它做成功。当年去香港发展也是一样，她年纪轻什么也不怕，学东西也快，语言进步得很快。1971年去日本，这个是很大的转折。那个时候去日本考虑了很久，包括我父亲都不太赞成，你也晓得我们老一辈人跟日本人有一个情结。最后还是让她去了，她人生也有几个不好的时段，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本来是要来大陆，我一直在想，要是妹妹1990年来了她的人生肯定会不一样，肯定现在还会活着。”
关于这一点，仿佛是邓长富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她那时候要是来了，生活重心就不一样了，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不像她那几年商业演出都已经不怎么做了。我跟她说来大陆，大陆这个市场这么大这么多的人，相信你光去大陆走走看看都能有不一样的人生。我想人生的转折点这回事，就是有一个走下去了，可能一切就又不一样了。有个地方要是没有走通，可能这个机缘对她来说就失去了。后来我安慰母亲也这样说，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能不信，命运已经发生了，你不能重来，只能接受它。”
关于坊间一直把邓丽君跟政治联系在一起，邓长富说：“因为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政治年代，避免不了，没有一点政治观点怎么可能，你不参与政治可以，但你不能脱离。人们不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葬礼，她过世时中华电视公司成立一个制丧委员会，很多事情是这个委员会在做，我们家属都不能参与，只在操持家祭的部分。那些公开、公祭，申请覆党旗的细节，都不是我们操持的。政治人物来参加葬礼其实也非常正常，当时差不多有20万人在那边，整个外面都是人龙，影响十分浩大，葬礼也是开放性的，所有的民众都可以看。为什么大家会看到政治人物来就惊讶，其实像台湾的凤飞飞过世时，因为歌手生前影响力大，政治人物也来过，并没有大家赋予的那么多神秘的幕后原因。一点政治因素都没有。”
所以邓丽君的家人最开始在听到那种捕风捉影的传得很神秘而且愈传愈烈的间谍传言时开始很生气，后来也就对台湾当时媒体的状况习惯了。曾经有一个吴正文说过关于她是间谍的话，后来也做了澄清了。“关乎名誉的我们一定会要求澄清，但不会总是去解释，要追究下去没完没了反而帮人家在做宣传。”
那年邓丽君离世时的直接元凶——哮喘病，据邓长富说，是忽如其来的，而非旧疾。“她一直都没有哮喘，1995年那年台湾的冬天一直阴雨，是个死冷的冬天，她过年回家一直感冒都没好，我们说带她去看医生她却没有去看，说隔几天就好。后来她说台湾冬天冷，到泰国去可能就会好。我们也不在意，走了以后我们只打电话问身体怎么样了她只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我在4月份的时候有跟她通过电话，当时中华电视公司希望她去劳军，因为陆军、空军都去过了，没有去过海军。她说好，但是最近身体不怎么舒服要缓一缓，后来我常常想对她的病疏忽了，要是那年多去追踪她看看病，多逼着她做一些事，她不会走得那么早那么突然。”
17年后再回首妹妹的人生时，数十年的岁月在三哥的回忆里也不过浮光掠影的几瞬。邓长富说一直很感激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多人在怀念妹妹。所以2008年后，他穿梭两岸之间联系安排并筹办各项纪念邓丽君的活动，使得有华人的地方,到如今依然有她的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