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中的政党与政治

2012-10-09 12:07

谢韬/文

每隔四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世人瞩目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两个会议最重要的议程就是正式提名各政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期间,各政党还要发布自己的政策纲领,协调党内矛盾以加强团结,并且通过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为接下来的大选制造声势。当然,这也是各党的政治新星崭露头角的最好场合: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就是在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举成名,并由此点燃了他的2008年总统梦。

今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最近结束。虽然共和党大会上有一点点“不和谐”的声音(初选中落败的荣·保罗的支持者在会场抗议),但是总的来说,这两场大会顺利结束。共和党人表示,将紧密团结在以米特·罗姆尼和保罗·瑞恩为核心的竞选团队周围,而民主党人则坚决拥护现任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乔·拜登继续搭档。会议的闭幕,标志着历时五个多月的共和党党内初选结束,也标志着两个多月的大选拉开了帷幕。

有些人对美国的两党制嗤之以鼻,认为无论谁上台,政策主张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代表的都是有钱人的利益,表面上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只不过是给有钱人的统治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两党制是资本家麻醉选民的鸦片,让后者沉浸在“当家做主”的虚幻中。

美国的两党制当然有它的缺点,这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承认的,但是,有一点不应该否认:言论和结社自由是美国两党制的前提。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合法的反对党,也就不可能有两党制或者多党制。没有党派之间的合法竞争,权力就失去了监督和制约,从而变成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正如市场经济中的垄断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政治上的垄断则会损害人民的权利。

美国政党的起源和发展

美国已故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E.E. Schattschneider)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没有政党,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都离不开政党。因此,他的名言可以改为:“没有政党,现代政治是不可思议的”。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首先出现在美国,这是美国人对现代政治的重要贡献之一。然而,美国并不是天生就有政党,而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建国先驱们讨论了诸多问题,却没有任何人提到政党。因此,无论是1787年通过的宪法还是1791年通过的前10条修正案,都只字未提政党。即使是在被世人广为传颂的《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也仅仅用了“党争”(faction)这个字眼,并且整篇文章讨论的是如何限制党争的负面影响。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麦迪逊对自由和党争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最经典的阐释。他认为,要消除党争有两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但是他立刻否决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因为这样做无异于医学上的“治疗比疾病更糟糕”。他写道:“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

实际上,从制宪会议开始,建国先驱就分成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人两大派系,前者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后者主张尽可能地保留各州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权利。正是由于后者(包括麦迪逊本人在内)的坚持,《权利法案》才得以在第一届国会通过。如此看来,麦迪逊在起草这篇文章和《权利法案》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他自己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党的一员。

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的矛盾促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党体系的诞生: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托马斯·杰佛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而后者就是现代民主党的前身。联邦党在1800年之前处于主导地位,而1800年杰佛逊的当选,则标志着联邦党的衰落和民主共和党的兴起。在接下来的24年里,民主共和党一直控制白宫,并且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绝对优势。

在1824年的选举中,民主共和党有三位候选人,但是这三位候选人在选举人团的得票都没有达到简单多数。按照宪法,出现这种情况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然而,由于两名候选人私下里的政治交易,结果在普选和选举人团得票都是最多的安德鲁·杰克逊却没有当上总统。杰克逊一气之下离开了民主共和党,并且在来自纽约州的政党组织天才马丁·范布伦的大力协助下,创立了一个新的政党,为1828年的选举做准备。这个新的政党就叫民主党,并且这一名称一直延续至今。

共和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2年成立的辉格党。该党成立于杰克逊执政时期,其成员大多因为反对杰克逊政府的政策而团结在一起。然而,在新加入的州是否应该废除黑人奴隶制这个重大问题上,辉格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矛盾。坚决反对奴隶制的辉格党成员在1854年另立山头,成立了共和党。1828年到1854年这段时间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政党体系。

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在1860年当选,标志着第三个政党体系的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这个体系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而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则发生在这个体系的晚期,也就是马克·吐温所说的“镀金时代”。由于共和党带领北方各州打赢了内战,因此它在这个时期处于主导地位,而南方各州也从此成为民主党的堡垒。

在1896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胜出,从而迎来了美国的第四个政党体系。与大亨横行的镀金时代不同,这段时期美国政治的主旋律是社会改革,以解决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如腐败盛行、贫富悬殊、企业垄断、环境恶化、食品安全等等。反垄断法、参议员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女性获得选举权、颁布禁酒令、建立第一个国家公园、成立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等重大改革和创新,都发生在这一“进步时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的共和党已经成了保守的代名词,然而在进步时期,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共和党却是社会改革的急先锋。

1929年的大萧条为第四个政党体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3年之后,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选中击败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从而迎来了第五个政党体系。罗斯福连任4届,就足以说明民主党的无比强大。民主党成功的秘诀就是所谓的新政联盟:少数族裔、产业工人、南方民主党人以及自由派知识分子。由于南北战争的原因,南方民主党人在种族问题上极端保守,而他们加入新政联盟的前提就是北方民主党容忍南方的种族歧视。当北方民主党被迫支持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时,新政联盟的瓦解也就指日可待了。民权运动的高潮过后,南方各州从民主党的大本营变成了共和党的堡垒。这似乎标志着第六个政党体系的到来。

美国特色的政党与政治

因为先有宪法和国家,后有政党,因此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能宣称自己“缔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并以此为理由垄断国家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政党并非必不可少的。没有了这两个政党,或者新的政党替代了旧的政党,美国还是美国。

先有国家后有政党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要求美国的武装部队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美国的第一支军队诞生在独立战争时期,而那时政党还没有出现。独立战争结束后,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声望要求军队对自己效忠,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美国也并没有因此陷入军阀割据,也从来没有军人试图干政的先例。在美国,军人的最高忠诚属于美国宪法,而不是任何个人或政党。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宪法只字未提政党,那么为什么美国会发展为两党制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美国总统大选中“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所谓赢者通吃,就是无论是否达到简单多数,在一个州的普选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哪怕比对手只多一张票)就是赢家,他/她也因此赢得这个州所有选举人票。也就是说,选举人团制度和赢者通吃的规则让第三党几乎没有存在的动力,因为即使你赢得了48%的选票,只要对手比你多一票,你就前功尽弃了。在很多议会制国家,议会的席位是基于各政党在选举中所获选票的多少而按比例分配,而这样的体制就有利于多党制的出现。有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党体制。

虽然宪法没有规定政党的地位,但是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政党可以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把宪法给分开的权力重新统一起来。举例来说,一条法律的通过,需要总统和国会的配合。如果这两个机构经常意见不一致,那么联邦政府的立法效率和执政能力就会受到影响。然而,假设总统和国会多数党同属一个政党,那么它们之间积极合作的动力就会大大增加。现实表明,政党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这个角色,而证据就是分裂政府。所谓分裂政府,就是指总统和国会(参议院、众议院或者参众两院)被两个不同的政党控制。在二战结束以前,分裂政府还属于例外;二战以来,分裂政府已经成了常态,而最著名的就是民主党在1954-1994年期间一直控制众议院,但是共和党在这40年中的大多数时候控制了白宫。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典型的“同床异梦”。

谈到美国的政党,当然不能不谈起组织结构和党员的构成。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政党可以说又是自成特色,因为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无组织、无纪律”的政党。在美国,要加入一个政党不需要繁琐的程序。在大选前选民登记的时候,你说自己是共和党,你就是共和党。如果你2004年大选是共和党,而到了2008年被奥巴马的魅力折服,想“弃暗投明”转为民主党,你随时可以这样做,而没有人指责或惩罚你背叛了共和党。

在组织结构上,美国的各个政党都有全国委员会以及分布在各州和地方的基层委员会,但是这种结构并非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试想,如果入党是零门槛的话,怎么可能会有强大的组织或者是严明的纪律?这样的政党体制当然有它的问题,但是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以自己的党员身份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是在自己的政党属于执政党的时候。有了两党制,也就注定了有输有赢。一旦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可能因为输了选举而被对手迫害时,人就会对自己掌握权力时的行为有所收敛,这最终会促成一种共识,那就是保护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不受选举结果的影响。

不知道美国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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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