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坚地

七七、七八级经历了中国的巨变，在我们人生的前面和后面，都有一个巨大的转折，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搭了历史的车，从另外一些方面来说，我们又像在赶历史的车，我们被时代造就，又像从没赶上时代的潮流。

1977年开始，无数参加高考的人，命运都因其而改变。其中变化最剧烈的无疑是第一批大学生。我1978年作为地道的应届生考入大学，当时只有15岁，我们这群人似乎总是在不断感慨时代造就了人。确实如此，对我而言，“金77、银78”，这句流传甚广的话不仅是指求学机会的珍贵，更成为个人命运的一种暗示。

一个农民家出身的孩子，要走上求学的路，过去远比现在更艰难。我的家庭并无大富，在几十年前的福建，只能说粮食是够吃的，最开始上学，我父母其实并未对我抱什么期望，就是凭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要是跟得上，你就去上”。就这样一句话，我1969年上了学，没想到真的自此一路读了下去，1971年林彪倒台前，说要将小学改成4年制，后来又变成5年半，于是我春季入学，秋季毕业，1978年，4年的初中生涯结束，我正好以应届生的身份参加高考。那时候上大学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大家都是为了改变现状，于当时的我来说，好处其实是转户口。这也是我父亲最在乎的一点，上大学可以解决城市户口问题，如今的城市户口虽然不值钱，但在过去，农民的劳动被换算成工分，而城市户口却几乎直接等同于工资。

在我当时那样的年纪，又处在那样的时代，很多决定的做出并没有后来人想得那么复杂，更多的时候，甚至根本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利。我的学校和专业选择就是如此。1978年，高考刚刚恢复，别说是学生，就连老师也说不上哪所大学好，除了清华、北大，我们只听说过就近的厦大和福大，于是我们学校的尖子生都把志愿押在了厦门大学上，我们班更是好几个同学都报了厦大的物理系，老师看到如此雷同的志愿表，说你们不是自己挤自己嘛，大笔一挥，就直接替我们改了志愿。可笑的是，我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才知道录取自己的不是厦门大学，而是被改到了华东工程学院雷达设计与制造专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这是老师给改了，为了避免许多同学同报一个学校。其实老师心中还有另一个备选——南京大学，但最后还是觉得华东工程学院更好，为什么？就因为觉得华东肯定比南京大嘛！

我在人生的前半段，可以说一直没抓住过自己命运的风筝线，在国内的求学生涯里，一直处于被选择，而不是选择，但这种典型性病症实则无解也无奈。被华东工程学院录取后，我一上来又面临转专业的问题，因为高考物理满分，我被学校要求转去物理师资班。当时还觉得，不是成绩不好的学生才去师资班嘛，就非常抗拒，但最后经不住老师和同乡的规劝，校方说学校要扩展，需要大量的老师，并承诺我们毕业后可以留校任教，我最后只得同意，却没想到四年后等着我的竟是一张空头支票。

我们这群师资班的“银78”，到了毕业时也就是一枚枚铜钉了，国家把我们钉到哪里算哪里。1982年，我本科毕业，77级的学生毕业时，还没有编制问题，但轮到78级，就发现旧的不去，新的也就没地儿来了，我们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境地——大学根本没有编制来留下这么多刚毕业的师资班学生。我当时感到非常恼火，甚至找当初承诺我的人理论，当然未果，不过现在想起来，曾经觉得无比严重的事儿，也都不值一提了。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去学校报到的时候，下了火车一直寻找南京路，我曾在宣传画上看到过的迷人的南京路，一直觉得就在南京，其实那是上海的路。所以说，一切失望都是无法预知的，而在当时，连抱怨也都是无力的，何去何从才是大问题，后来有时会想，没有选择权究竟是一种幸还是不幸？

但那时，我真的不想离开学校，一心只想留在学校念研究生，学习核理论。77、78级大学生和后来的大学生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这一代的学生是非常恪守本分的，能踏下心来做些学术上的事情，而83级之后的大学生，则更多最后选择了经商，更具有商业头脑。不过我最后还是未能如愿，我报考的是当时中国核物理学界有名的教授周孝谦的研究生，但因为电动力学没考好，最后失之交臂，没能进入面试。多年以后，我在一次全国核物理研讨会上遇到过周孝谦先生，我们恰巧也在同一个工作组，老先生念着我的名字说：“你这名字我怎么觉得这么耳熟啊？”我就与他打趣，“是啊，我当年报考过你的研究生，你没要我。”老先生说，“我当时怎么会没要你呢？”事后想来也颇有趣。

没有人可以预知，假如周老当年收了我这个学生，我会走向怎样的命运，大概也是不会偏离学术的。但现实是，我考试失利，最终被分配回福建老家，到一个造过山炮的三线厂。其实过山炮早就过时，这个三线厂也在很久之前就停止生产了，厂里的领导想让我去学校教书，教生物和物理，我的生物只在高中学过，可厂里的领导分不出生物和物理的区别，总之，都带了一个“物”字，“差不多的”。

这个想当然的“差不多”，最终会让他人的命运差很多，我并不想去教什么生物，就很不想去报到，后来我送一个老乡去厦大，在公交车上丢了我所有重要的行李——毕业证书、录用书、钱包甚至南京工厂的托运单！命运真是不给人一点喘息之机，我一怒之下不去了，直接回了家。因为已经转过户口，我父亲对我回来也没什么异议，在家耽误的一个月里，教书的职位给了别人，我这个待业青年也不好一直当下去，还是去了工厂报到，这次我被分到了技术科理化室，专门做材料和力学的测试。真是把我高兴坏了，这样我可以有时间准备考研，已是大幸。

我有时会感慨，人的记忆真是奇特的东西，你在忘记昨天发生了些什么的同时，会想起多年前的某件小事，又或者在忘记事件的经过后，忆起某个最不起眼的小细节。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82年8月的盛夏，自己第一次走进那所工厂时的情景：当我走进工厂大院，发现办公大楼的整整五层，每个窗口都有几双眼睛在好奇地望着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自己闹笑话了，来厂里的路上，我走错到了二十公里以外的零七厂，在零七厂附近的招待所挨过一个晚上，早上才总算搭上总工的车赶来这偏僻的山旮旯报到。或许对这所建在深山老林中的兵工厂而言，发生在这片小天地的事儿，没被“关心”的很少，值得“闹心”的不多，可以被当作趣闻的，就更屈指可数，因此当听说一个刚过19岁，不满20岁的大学生要来这里工作时，人们站在阳台上，这么多人都在看着我——那一年最后来报到的大学生。

就是在这个三线厂，我被当作稀罕物一样围观过，这里的人们也确实很照顾我，我却一直没有断了飞出去的心。我不想把学术的路就此断送，一心要再考一次研究生。当时厂里的领导找到我，说你执意要考，可以，但是只能考一次，如果考不上，就必须留下来。

这个时候，犹豫只是象征性的，我参加了次年一月的研究生考试，也是距离当时最近的一次。所以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复习，期间生过一场大病，厂里的医院没办法，我就请假去地区上的医院。走的时候，不仅病弱，还很瘦小，但我还是背上一百来斤的书，其实书一直都是我心中最重的行李，带上书，就表示我已经不打算再回来了。

1983年，我考上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在中科大念了一年基础物理后，进了研究所做理论物理，1986年毕业后到了上海交大做老师。能够再度接续起求学的生涯，人的欲求也更加单纯，我一门心思想要好好在物理研究上走下去。

在上海交大教了三年书后，1989年，我当时感到如果继续留在国内，自己将很难在学术上取得进展，借着当时美国签证办理容易的大风向，我看准了新的道路——出国留学。在那样一个出国的高峰时期，我没能及时拿到护照，耽误了申请奖学金的时间。虽然这个决定使一切都变得仓促和窘迫，但我还是坚定地要出去看看。

决心不能当饭吃，问题还是要解决的，我父亲一个自幼一起长大的好友，在马来西亚做了“资本家”，父亲对我说，“你联系他看看吧，能不能帮到你。”那已经是唯一的出路。虽然没有十成的把握，我还是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发了一封电报到马来西亚。又花了400多块，用整整5个月的工资打国际长途到美国联系学校。

事隔多年想起那段日子，还是觉得十分艰苦，好在苦尽有甘来，马来西亚的“资本家”不仅答应为我做担保，还寄了一张汇票过来。对一个自费留学生来说，学费是一笔无法抹平的巨大开销，到了美国学校后，我找到研究生院，用夹生且残破的英语试图向对方说明自己的情况，“我没有拿到奖学金是因为申请晚了，但我是值得得到的。”没想到美国研究生院的人异常痛快就给我免除了学费，我后来还得到了勤工俭学的机会——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打工，4到5美元一小时。有了工资，我顿时觉得自己像个富翁，到了第二学期，我发表了文章，得到了资助，也不再需要打工了。马来西亚“资本家”给的钱一分没动，很快还了回去，不过我们的联系并没有断，直到现在，他都还在资助家乡的贫困学生。

在国内时，我的研究方向一直是理论物理，出国之后却转变了方向，开始研究实验物理，尤其是凝聚态物理。在美国学习理论物理，需要非常好的天赋，虽然中国人的数学很好，但美国也有很多人是非常厉害的，从理论转向试验，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理论比较好了，又能有一定的动手能力，那是最理想的。除此之外，现实的因素也是考量的对象，之前做理论，比较不容易找到工作，并且那时候也想不到国内的变化会这么大，觉着既然出去了，说不定就会留在外面。

所谓的凝聚态物理，其应用领域远不似外行人听来的冷僻，凝聚态物理与材料直接相关，比如超导体和磁性材料。陶瓷一直被认为是绝缘材料，但如果掺杂进一些别的成分，改变它的结构，就会变成非常好的导电材料，物理虽然听起来很神乎其神，其实还是很基础的东西。现在的材料越发丰富，也越来越趋向复杂化，新兴的材料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让人们在应用时进行调节，而留给物理学家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如何去理解材料的结构。调制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是应用，从物理的角度来看就是相互作用，各种成分之间如何作用，又是发生了怎样的关系。如今苹果手机的识别能力，其实就是应用了一个80年代发现的人工材料。大多数材料的应用都需要经过漫长的40到50年，这款材料20年就被使用，是近些年来最快应用到市场上的一次。

做物理其实非常苦，在锡拉丘兹大学读博士时，有一段时间做光电子谱，要到同步辐射加速器里面去做实验，开车过去要开1300公里，做实验有时候是24个小时，有时候是16个小时，只有两个人替换时，干脆一个人做白天，一个人做晚上，一干就是一两个月。结束回来之后，连白天和黑夜都分不清，那时候就是拼了老命，想怎么打造自己。这一代的学生，无论是念大学时还是毕业后，都有着一股冲劲儿，对知识的如饥似渴成为了一种最自然的常态。我读博士时的导师就非常喜欢中国学生，因为对科研工作而言，动力和聪明缺一不可，而这两点也许是77、78级学生的共性。

1994年，我博士毕业，1995年3月做了一段时间博士后之后，到了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战的原子弹研究中心之一。之后等到1998年，又到佛州去做教授，也就是这一时期，我发现国内的物理学发展越来越快，当初必须依靠出国才能继续研究，现在已悄然迎头赶上。不仅仅是科研领域，这中间，我也曾数次回国，每次都会感慨于国家的变化之快，那种感觉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虽然我之前就和物理所有联系，但是真正开始与它合作是在2000年之后了，有时候科学研究也像做生意，当双方的条件可以互补时，合作就开始了。物理所有一个很好的研究中心，特别是凝聚态物理方面，比如说，在以铁为基本元素的铁基超导上做得非常好，这个领域并不是中国最先发现的，但现在却走在领先地位。物理所邀请许多在国外的学者去做报告，合作研究，我也几乎每年暑假到物理所，经常是发现在国内电梯上遇到的熟人同行比在美国时还多。现在不少在美国的教授，要么全职过去，要么半职过去，或者像我一样，在暑假期间过去，这既是一种观念上的互补，也是一种设备和资金上的互补。应该说，国内能够如此迅猛的发展，离不开资金和资源集中的绝对优势。

科技的发展，有诸多矛盾之处，效率和公平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平衡点，美国把本就有限的资金分散出去，中国则把大量的资金支持投在少数几个篮子里。中国目前的国力，已经足够去找寻我们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把钱投给最有可能取得成果的人，这无可厚非，然而在科学领域，谁能最终取得成果却很难判断，因为做科研不像做产品，做产品是只要你给我，我就能知道我能做到什么，但是做科学，尤其是发现性科学，你无法预料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人可以问心无愧地做出承诺。毕业三十年后，当初的同班同学再聚首，避不开的话题就是大学生活。我刚参加了我们同学的三十聚会，真的很是激动和开心。所有人都记得，当时知道可以读书，都特别高兴。早上起来练嗓，背单词背得死去活来。没有哪代人更好的想法，但却不由得再次感慨时代与人的关系。我们真的并不比后来的人更聪明，只是不同的时代里，最聪明的那批人，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77、78级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都坚持了学术研究，而后来的也许更多去经商。但这样的选择无所谓对错，都只是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而已。

我真的觉得很难想象，到底是时代造就了我，还是我为时代也做出了一点点贡献，我想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滚雪球，雪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随着雪越来越多，雪球也就越滚越大。我这个“银78”的异乡路并不好走，胜在坚持而已。这一生是从没有选择到有选择——选择研究方向，选择工作，选择学校——一步步走过，我未曾逃避也未曾缺席。前半段颇多曲折，后半段终上正轨，弹指三十年，三十年长，三十年短，三十年记忆，又三十年忘记。能研究自己钟情的学科，我以此为幸，个人隐于学术之下，我的人生渴望的不是故事，而是知识。

（作者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凝聚态物理学教授。本报记者侯思铭对该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