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胡蓉萍 “多数人都认为金融的改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流动性很强的市场，如果找一个局部，不管是局部的地方或者局部的产品进行改革的话，改革的外溢性很强。你想限定它在一个范围内进行试点，但实际上你管不住的，金融改革就会到处去影响。”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全球年会上表示。

事实上，十六大以来的重大金融改革，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顺利完成并成功上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深化，证券公司规范发展，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基本完成改制，金融宏观调控的体系日益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在有序推进等等多数是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

但周小川认为，中国实际发生的金融改革有两种，有一部分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这缘于中国是个大国，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中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世界上很难有国家给它提供非常成熟的经验。

他同时表示：“改革设计得再周密，也可能有不少缺陷，因此需要鼓励创新、鼓励地方发挥积极性、允许试错、积累经验、再逐渐推广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地区性试点

全球经济要想实现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增长，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取决于下一步改革的进程，有多大的决心，需要进行哪些改革。而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被周小川认为是尤其值得关注的。

不同于东欧国家的“改革疲劳症”，中国的各地方都表现出了积极的改革热情，不断有基层政府提出来，希望批准他们进行改革的试点，多要一些政策的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巩固他们的经济发展、创新及社会稳定。

其实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早年时候，为改革开放探路，中央政府批准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周小川说：“四个经济特区就是有外溢问题、不平等竞争问题等，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如果面对统一部署有困难的情况下，它把这两者优缺点进行平衡，有时候还是选择允许一部分地方试点，去积累一些经验，通过经验再去说服大家，同时允许创新。”

上海是这种区域性的自下而上金融改革的典型，因此上海有股票、期货、衍生品、黄金、外汇市场，甚至银行间市场的清算所也在那里，这为它谋求金融市场国际化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打下了基础。上海在国际化方面的尺度、政策上的宽容度比较高，而且它鼓励创新，央行的人民币跨境使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都是选择了从上海等城市开始试点。目前，在金融产品创新、交易、定价、清算上，上海占据中心地位。

珠江三角洲是另一个典型。在很久以前，珠三角地区就允许人民币、港币运行更灵活，ATM机都是有两个抽屉，分别存放人民币和港币。6月28日国务院批复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政策，即在广东、香港、澳门金融合作中作为试验区，在这里，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会更快一些。

第三个试点是天津滨海新区，这是作为一个现代服务和金融改革创新的试点，渤海银行和泰达集团以及很多PE公司都是在这个试点下成立的。

重庆则想建成内陆的长江上游金融中心。这包括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市政基础建设项目收费站，以及农村金融的改革。其建设的一个特点是促进城乡统筹，即重庆一个城市带动城市，也带动着农村，是城市化进程比较快的一个改革。

海峡西岸的金融服务中心试点则主要是考虑大陆和台湾两地经济金融关系非常紧密、非常活跃，而且有很大发展空间。周小川表示，给两岸距离最近的地区一些特殊政策，比如货币兑换、两岸清算机制，在证券、产权交易、金融机构往来方面，给予更大的开放力度也是应该的。

另外，湖南、新疆、泉州都申请了成为金融服务开放试点地区。事实上，人民币投资结算的第一个试点，就是从新疆开始。福建泉州向国务院申请的是进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的改革试点。

产品性试点

除了地区性的金融改革，还有产品性金融改革也是自下而上的。比如人民币改革的试点、贸易便利化的试点，还有外汇改革方面、支持农业方面，比如农行进行的三农事业部的改革等等。

周小川说，目前还有一些地方在要求给予政策支持，比如海南希望在国际旅游方面有一些试点政策，云南方面希望它能够建立成向西南和大湄公河地区的桥头堡，贵州地区今年也有一些试点。从金融体系来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个机构已经在做网上银行的试点，后来做金融IC卡推广的试点，最近这些年，就是在致力于推动手机支付以及其他第三方支付的这些改革，事实上都是市场层面以产品推动的。“这些金融改革试点情况，看上去零零碎碎，平常得不到大家重视，但这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充分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些决策的做法，还是应该鼓励创新、鼓励地方改革发挥积极性、允许试点、积累经验”，周小川说。

允许试错

周小川强调：“改革是一种允许试错的过程，可以是做了试点，最后做错了，做错了吸取经验教训，有些东西取消了，有些东西修正了，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大家容易记住的，往往是成功的改革例子，一些试错的改革，渐渐被人们所淡忘。比如2000年左右开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其实第一个试点的时候，财务方案的设计就失败了，那个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可持续。最后又开始了第二部的试点。

备受关注的温州则是以引导民营资本，改进中小企业服务为核心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主要内容是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提高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水平，同时在外汇管理方面，也有适当的放松。“温州改革的难处，就是它起步不是高位起步，正好是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起步的，也希望这些改革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温州对欧洲的出口，过去数量很大，所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出来，温州的经济就一下子显得不景气，也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改革能不能帮助温州克服这些困难呢？还不是一项立竿见影”，周小川说，“所以出现困难，还是接着要走一段下坡路，然后才触底，估计是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温州的改革，就是要减少管制，再一个提出允许试错，你要做的东西，错了也没关系，错了我们总结经验，然后再找对的办法来推行。”

周小川说：“一开始即便是设计周密的改革，也可能设计方案有不少缺陷。在试点过程中间就得到了学习。以后就可能知道如何更好地去实践。对于很多其他国家来讲，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它们觉得改革这个东西，就要先立法，有了法了、有了规矩了，你就可以去实行新的规则。但是，也有一个矛盾，就是你还没有开始做，你怎么知道该如何去立法？有关立法和实践的关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