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春平 郑海波拨动鼠标，电脑上密密麻麻地显示出各种数据。“就像股票一样，整个区域流动人口的信息实时更新，只要被采集过，就能随时查询到他的个人资料、工作就业和住址迁移等信息，还能对信息做各种分类查询。”

这张标注着流动人口数量和变化情况的信息平台，是郑海波作为北京市海淀区一个街道办事处下辖的流管办（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五年来最得意的工作成果。不过很快，这个平台就要被移交给公安系统的派出所来管理了。

今年10月北京市政府下发的文件规定，北京市将实行实有人口管理，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内，要求流管办和派出所做人员、物资和信息平台的移交。郑海波记得，移交之前，流管办和派出所是两条线。流动人口的详细信息比如租住房屋、就业变动甚至住所煤气安全，都是流管办在做；派出所主要通过办理和检查暂住证，来防范违法犯罪行为。“交接前，派出所是无法接入我们这个系统的，现在信息平台对公安系统开放了。”郑海波说。

这样一来，对管理流动人口一线来说，暂住证没有很大的必要，有一张身份证就足够了。“我们每天有人采集信息，核销的、更新的、除名的每天都有，这个平台全北京是联网的，比如在海淀登记了信息，人又搬到丰台区去了，只要输入身份证号，信息就全部迁移过去了。”郑海波说。

今年7月的北京市党代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表示，全市实有人口的全覆盖调查，是为居住证制度推出奠定基础。数据显示，从去年11月启动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全覆盖体系，到今年6月北京人房关联信息输入已完成近90%。

郑海波觉得，一旦北京完成所有流动人口的人房关联信息，暂住证这个富有历史特色的名词，或许将永远退出舞台。

变迁

来北京14年，一路走来，打工、开美容店、服装店，到现在做教育辅导，偌大的北京留下侯云不少打拼的身影，但她却从未觉得自己能被这个大都市所接纳，而不接纳的一个标志就是——她必须得办暂住证。

侯云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她见过的北京市最后一次大规模查暂住证。出于奥运安保原因，北京市加强了对外来流动人口检查力度。“那会儿办证都排好长队。”严查的那几个月，总是让侯云想起自己刚来北京的遭遇。

侯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1998年刚来北京时，那时北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50年国庆，“一辆带囚笼的警车停在店门前，一群警察冲进来，拿着警棍，让我们排队站好，挨个查有没有暂住证。”

这段经历，至今仍不时地出现在侯云的梦里。

侯云感受到的变化，始于奥运会后的2009年。作为外来流动人口在京必须随身携带的证件，北京市将暂住证由强制办理改为自愿办理，暂住证开始成为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统计数字和基础资料备案的工具。

没有了强制办证，侯云不需和民警打过多的交道，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员成了她日常生活经常接触的人，她的所有基本信息开始出现在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综合信息平台内。

权限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办事处的机房内，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综合信息平台实时显示着这个街道的流动人口数量及其详细情况。

和派出所依靠暂住证掌握流动人口信息不同，郑海波管理的这个信息平台，只需要一张流动人口的身份证，在《来京人员信息登记表》上，流管办信息采集员则会详细填上被采集人的基本信息、居住信息和就业信息。

郑海波负责的流管办，2007年刚成立时是挂靠在街道的综合治理办公室下办公，连编制都没有，从2007年至今，社区流管站的建立、信息平台的采集建立，都是流管办做的工作。今年9月，为了落实流动人口管理，街道办将流管办从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分离出来，单独运作。

但郑海波在流管办独立运作后的第一项工作，却是根据北京市10月初下达的文件，将流管办的人员、信息平台、办公用品移交辖区派出所。“派出所现在对这块工作还不熟悉，而流管办和社区已经没有了管理的权限，所以现在这项工作比较混乱。”郑海波说，其实流动人口最需要的是服务，他们反映得最多的就是提供公租房、廉租房，解决住房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房主合同还没到期，就要赶承租者走，每年都要涨价，把流动人口涨得受不了。

在郑海波看来，这些问题，流管办可以了解到，派出所却未必。在北京流动人口聚集最多的昌平、朝阳一带，由于小区面积巨大，最小的管片民警也得管五六个小区，小区流动人口多的可能要上万。

按照职责划分，流管办是负责贯彻落实上级流管委和街道办事处关于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但现实处境却让身为负责人的郑海波颇为尴尬。

未来如果暂住证改为居住证，郑海波觉得信息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公共服务和能享受的权益是跟随着个人信息走的。

未来

“过去在90年代，流动人口必须办暂住证，没有暂住证要给你罚款或者遣返，现在是协管员追在你后面要求你办，没有强制要求，这个东西它就是管理的需要而不是控制的需要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迁移研究中心主任张展新说。

张展新认为，真正叫居住证还是暂住证意义都不大，说到底还是权益有多少。他提到北京市曾经做过一项调研，结果显示，有北京户口和没有北京户口在待遇上有80多项不同，比如说60岁以上老年免费乘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高考和保障房。

2003年，北京市开始实行《工作居住证》政策，这被戏称为北京市“绿卡”的工作居住证，成为不少想成为北京人的外来人口的期盼，但学士学位、在京固定住所、纳税额等门槛，让只有职高文凭的侯云对“进入”北京市开始心灰意冷。

2007年北京市传出“暂改居”开始调研的新闻，听说申请门槛将降低，侯云又燃起了“进入”这座生活快十年的城市的希望。此后，官方每年都会传出北京“暂改居”调研或即将出台的消息，但都不了了之，带给侯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今年的形势似乎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户籍改革、“暂改居”的舆论声下，目前已有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浙江、江苏、吉林、山东、湖南等19省市开始推行居住证制度，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也开始迈出了自己的步子。

但张展新认为户籍真正的问题，是在一线城市能给流动人口多大的权益。“在北京、上海、广州，外来流动人口的比重都在37%—38%，一年财政就这么大，如果把流动人口纳入，低保、保障房很难万全覆盖。”

他表示，流动人口参保，法律层面解决了，政策层面解决了，但现实层面流动人口的参保率只有26%，这个数据还是按最宽的口径统计的。转移不好转，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地方政府来说，转出的乐意，转入的不愿意，因为按照规定，缴纳养老统筹金的转移只能转移一部分，但接受的地方要承担流动人口全部的参保费用。

“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财政独立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张展新说。

（本报记者陈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