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慧晶 股市低迷及IPO节奏放缓令券商体味着行业的寒冬，而在监管层力促创新之下，并购重组越来越成为券商寄望拉动投行业务增长的引擎。

从Dealogic的数据看，截至11月22日，今年中国参与的并购交易金额刷新了纪录新高，达到1869亿美元，大举超越去年同期的1718亿美元。中国的对外收购占到并购交易金额的28%，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比上升11%。

作为券商创新中重要的一项，年初以来监管层就频频提及并购重组，并取消多项行政许可，悄然加快审核速度，公开并购重组审核过程等等，还表示未来将研究修改法规，实现并购重组定价市场化。

11月初，证监会召集各上市公司和PE等中介机构共同商讨上市公司监管，参会者在会上提出了放宽并购重组方面的监管等问题，呼声强烈。

目前来看，无论是跨国并购还是国内并购，外资投行依然占领着并购市场的重地。汤森路透的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在并购交易量排名前五十的券商中，外资券商的交易金额占到了90.6%，中资券商仅占8.04%。而去年同期，中资券商的交易量还有17.7%的份额，同比下降了50%。

目前，中资券商也在纷纷发力，打造团队，向着这一“高地”进发。

外资券商的“蛋糕”

并购市场上，外资的优势在一时之间还无法赶超。

汤森路透的数据显示，今年外资投行在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中斩获颇丰，参与的交易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排名前五十的外资投行参与的交易量就达到了2483亿美元，而前十名并购顾问的交易量就达到了2002亿美元，占比超过80%。在中国参与的前十大并购案中，绝大部分都是外资投行的身影。

在今年前三季度已完成的并购交易中，瑞信以219亿美金的交易量排名第一，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倍；瑞银排行第二，德银和汇丰亦大幅赶超，进入前五之列。瑞银囊括了包括兖州煤矿65亿澳元的海外并购、中石化在年初高达125亿美元的并购以及帝亚吉欧对水井坊9.27亿美元的收购。

随着交易量的提升，外资投行也在并购市场上大肆吸金，前十大并购顾问就囊入并购费用2.26亿美元。其中，仅高盛就获得了3200万美元的收入。

“并购交易除了带来咨询顾问费之外，还会给相关投行业务带来一系列机会。如多种形式的并购融资、给客户做外汇避险产生的收益等。像今年即将完成香港联交所对LME的收购中，我们刚帮联交所发完一笔5亿美元的可转债，兖州煤矿也在发债为并购提供支持。”瑞银亚洲投行部主管金弘毅说。

金弘毅表示，今年中国国内的并购交易也很频繁，但相对海外并购，国内市场整体来看量比较小，而且在双方都已经谈定或者认识的情况下，财务顾问能够提供帮助的其实很少。现在也正处于起步的阶段，中国现阶段很多行业都比较分散，行业领导者只占有2%~3%的份额，而未来行业的整合也将是十年到二十年间的一个大趋势。

中资券商发力

虽然整体业绩有所下降，但近两年来，不少券商正在并购方面发力。汤森路透的排行榜上，一些中小型券商正在迅速崛起。

西南证券去年同期的排名是第92名，而今年三季度已经迅速上升至第12名，所参与的并购数量从2个迅速增长到11个。

一位中型券商人士透露，西南证券今年大力挖角，尤其是从总裁余维佳的老东家招商证券挖来几支团队，并迅速扩张各条业务条线。公开信息显示，西南证券现已有投行从业人员166人，保代38人。

而今年的行业兼并重组亦为中资券商们带来了不少机会，如重庆钢铁高达27.9亿美金的资产重组让西南证券进入前十大并购案的财务顾问名单中。

并购作为券商创新的重点业务，其他券商近几年已经或快或慢地行动起来了。先行者如中信证券，并购团队已经迅速扩张到了近百人的规模，分行业建立起小组，并成立了国内第一只并购基金。“国内的券商基本上还是在做传统通道业务的并购，即重大资产项目重组。重组业务和IPO比较相似，主要是按程序填写材料，上报审批，做股权融资的人一样可以做重组业务。但未来跨境并购和产业并购会成为主旋律，这些并购中需要会估值、懂法律条款、深入挖掘行业里的各种机会，所需要的技能和重组业务是完全不同的，也更难以把握。”一位中信证券的投行人士表示。据其透露，现在有能力做跨境业务并分行业建立团队的中资券商仍仅有中信一家。

还有一些券商在进行部门改革，打通各个业务条线，实现资源的共享和有效利用，促进部门合作。如华泰联合在年中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将并购部等纳入到创新业务部中，改成大投行体系。

一位中型券商的投行人士称，他们公司的投行部就采用了大投行的模式经营，投行团队对股权融资、并购、新三板等业务都会有所涉及，同时相互支持。他们也在考虑与商业银行合作，进军并购业务。“对国内券商来说，并购中为客户提供融资等配套服务是较为缺乏的。虽然年初已放开了配套融资，但手段还较为单一。为客户做并购时，也都是客户自己通过银行借款或定向增发股票等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该人士称。

据悉，11月初证监会召集一部分上市公司的董秘和PE等，共同商讨上市公司的监管问题，会上大家对并购重组的呼声很高，尤其是要求监管改革，如在并购中是不是也可以发一些新股进行融资等。“现在券商能提供的增值服务还很少，比较单一。券商更多的是一个中介，自己的资金参与很少。如券商能否为一项并购业务发行配套的理财产品，或者做成一个资管产品，更好地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上述人士表示。

面对券商的这些掣肘，监管层也在努力从监管层面予以促进。今年以来，光是针对并购重组的政策就出台了六项，包括公开并购重组审核流程、加强打击并购重组过程中的内部交易等等，并悄然加快了并购重组的审批速度。

而下一步，推进多个行业的资源重组和深化整合，也是监管层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不过，要在未来快速发展的并购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中资券商要做的还有很多。“中资券商在国内的客户资源方面占优，但要想发挥优势，肯定需要有更好的服务以及各部门之间的配合。”金弘毅表示，在跨境并购中，中资券商的参与也越来越多。但他认为，外资投行的优势还是很明显，例如全球化的网络和团队，不是一两年可以建立起来的。如在海尔刚完成的对新西兰家电巨头斐雪派克中，做收购兼并就要对新西兰的法律法规非常熟悉，要对并购目标十分熟悉，要知道和谁谈、目标价格是多少，要有当地的股票分销的网络,这些都是外资的优势。

摩根大通大中华区投行业务主管顾宏地表示，除了全球性网络，并购业务中最重要的是控制过程，如向董事会建议价格是不是合理，在外面的竞争创造是怎样，融资确定性如何，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都是投行需要为董事会把关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