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重复。这让我们有必要多回顾些往事，多做一点思考。晚清曾被涂抹得很黑，仿佛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颟顸无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等词汇被常用来描述晚清状况。这些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现在回过头去看，晚清政治并不是一无是处，外交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错误的遗产更持久，直到今天。笛卡尔问：“有那么多新的错误可以犯，为什么还要重复旧的错误呢？”答曰：路径依赖。
　　开始讨论之前先“正名”。本文题目中的“外交”和“特色”是常用词，不必多说；“晚清”的定义有些模糊。在“全盘西化”浪潮中，不少人挥舞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用西方材料打造的刀片，恣意切割中国历史，“历史分期”成为显学。操刀手们杀死了中国历史。不过，讨论历史仍需一个起点。唐德刚先生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晚清”之始，他的《晚清七十年》实际上始于太平天国起事的1850年。
　　本文只为行文方便，为“晚清”规定一个期限。主体是慈禧太后掌权的日子，即1861-1908年间。期间太后两次撤帘还政于皇帝，退居二线，但仍大权在握。向前延伸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1856年，未来的慈禧太后为咸丰帝生子，母以子贵，渐多干预朝政；向后延伸至1912年初清朝之灭亡，这是权贵继承太后遗志的时期。因此晚清共有56年（1856-1912）。
　

　从自大到自卑
　　

满清统治者是骄傲的军事征服者。他们秉承北方野蛮人的血气，在东亚大地上开疆拓土。大局初定之后，“康乾盛世”之盛仍在军事，后来才有了戴震等人的“乾嘉之学”。那时的学术不繁盛，只是与我们的时代相比才显珍贵。乾隆帝夸耀“十全武功”，但在他的统治后期，衰败的景象已经显著。皇帝向往“万邦来朝”的盛世盛景，奴仆们为此重大政治任务不惜一切代价。
　　1793年是乾隆皇帝83岁的大寿。同年，英国使臣马戞尔尼来到中国。他一心要完成扩大通商的外交使命，清廷则把他当作前来祝寿的下国贡臣，只想向他展示大清盛世的豪奢。
　　英国使团为商业利益而来，却没有和清廷发生利益纠纷，他们因拒绝向皇帝叩头而陷入礼仪纠纷，“宰相”和珅的立场尤为坚定。使团离去时，乾隆帝“赐”给英国国王敕书，曰：“恣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朕批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纳。”皇帝表扬了一通之后，一一拒绝了英国的请求：遣使、通商、传教，理由都是“与天朝体制不合”（原文如此）。多么强大的满清“体制”！
　　满清官府糜费万金，款待英国使团，还让他们从陆地行走，以展示盛世。使团看到了民间的聪明才智，也看到了贫穷、落后和专制。他们第一手的见闻录和写真绘画，打破了17-18世纪欧洲人文学者对中国的美妙幻想。到了1820年代，黑格尔严厉批判停滞的东方。马克思继承了他对中国的蔑视，却不会想到他的思想如今在中国硕果仅存——至少表面上如此。
　　在英国使团到来之前一年，福康安击退廓尔喀人对西藏的入侵，乾隆帝满意地凑齐了他的“十全武功”，却又担心进入印度的英国对西藏构成新的威胁。马戞尔尼看到了清兵的训练和武器，认定他们不堪一击。这一年，法国向英国宣战，英国将打败拿破仑，赢得战争。
　　进入19世纪，中国各地动荡不安，“盛世”不再。扩大通商未遂的英国人转而向中国贩运鸦片。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没有对满清官场造成明显冲击，倒让洪秀全受到西方文化的启发。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官僚们才有所警醒。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皇室逃走，圆明园被焚。次年，咸丰帝死在热河（承德）——乾隆接见马戞尔尼使团的地方。
　　在危急时刻，咸丰帝的贵妃、年仅27的叶赫那拉氏发动政变，清除了先帝指定的辅政大臣，走上领导岗位。她就是慈禧太后、小皇帝的生母。朝廷由两位皇太后实行集体领导，慈禧是副职。由于慈安太后性格懦弱，慈禧太后成为主人翁，她开启了本文的“晚清”时代。
　　晚清统治者的心态是极度扭曲的。皇帝仓皇出逃，朝廷完成了从自大到自卑的平稳过渡，近似于从主子到奴才的身份转变——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人”。当然，只在面对船坚炮利的“洋人”之时，他们才感到卑下和畏惧。他们对内残酷镇压，肆意践踏愚民；对外献媚，又暗中仇视。在如此不和谐的两端之间，统治者严重心理变态，国家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同治中兴和太后的重要思想
　　但是，晚清还是回光返照了。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大清出现了拨乱反正的大好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同治（1862-1874）是慈禧的儿皇帝载淳的年号。今年正好是同治元年的150周年。
　　晚清人才辈出。在庙堂上，有道光帝第六子、议政王奕䜣，他因推动洋务运动而被称为“鬼子六”。在地方上，涌现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一大批优秀的高级干部，后来又有张之洞等人。他们忠于大清，勇于任事。在他们的努力下，朝廷平定了多年来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捻军和西北边疆的反叛，维护了原本不存在的稳定。
　　在维稳过程中，大清坚持改革开放，大搞洋务运动，建立起一整套近代工业体系，用短短30多年走完了西方用了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又以相近的速度重新走了两次，至今仍在走着。太后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虽然后来打了大败仗。
　　皇帝的“盛世”往往是百姓的哀世。“盛世”之后的“中兴”境况更差。清廷的高压统治为历史罕见，煌煌华夏文明的继承人只剩下吃饭这一要务。百姓甚至谈不上“生存”，只是在“载舟”的重负中苟且偷生而已。太后没有能够挽救大清。王朝一直摇摇欲坠，终于坠毁。
　　为逃避外敌入侵，慈禧太后两次从北京仓皇逃走，终于领教了洋人的可怖。戊戌政变时，权贵们的原则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句话出自军机大臣刚毅（因为鼓动“家奴”排外，义和团之后，刚毅是“友邦”要求处死的12名满清高官之一，幸好他已病死），他深入领会了太后的重要思想——国家及国家的一切都是统治者的私产，可以私相赠送外国友人甚至反华人士，就是不给“家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提出《议和大纲》12条，没有要求太后下台的内容。于是太后以被囚禁的光绪帝的名义下诏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明文规定了晚清第一项涉外基本国策是讨友邦的“欢心”。列强既然给了她“悔祸之机”，太后就完全顾不上“家奴”，只关心她的权力基础“中华之物力”了。
　　这就是太后的重要思想。英国人约翰·濮兰德曾长时间近距离观察晚清政治运作。他总结说：“官僚统治集团准备丢弃金钱和土地，除了代表显贵们社会等级的傲慢自大之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丢弃。”是的，除了傲慢和私利，权贵们可以丢弃一切，毁灭一切——包括国家和人民。
　　

紧紧追随俄国
　　

自卑者没有自己的目标，必然跟随他人。中国以俄国为师已有100多年，两国交往之始更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之前。17世纪中叶清兵南下之时，俄国正向他们的东北老家突进。1689年，康熙28年，双方在边境冲突之后签署《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在这一年，彼得大帝独掌大权，将开始改革。双方在100多年后再次相遇时，力量对比已经非常悬殊。
　　领土扩张并不总是国家政策，很多时候还依赖个人的英雄行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是一位有强烈进取心的俄国人。他任东西伯利亚总督期间（1847-1861），发生了俄国与英法的克里米亚战争。他不仅尽力抵挡英法在远东沿海地区向俄国目标的进攻，还向东南方向推进俄国势力，侵占土地。
　　克里米亚战争在1856年结束，英法获胜，遏制了俄国向土耳其方向的扩张。双方的敌意没有因战争结束而减少。俄国既受挫于西亚，便转向东方扩张。英国也再接再厉，于1856年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随后加入英国。英法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竟然是它们的敌人俄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不仅要和英法联军作战，还要和太平军、捻军作战，无暇顾及东北。趁此机会，1858年5月28日，穆拉维约夫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署《瑷珲条约》，割走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清廷没有批准这个条约。
　　俄国外交官与英法一起向清廷施压牟利，却又伪装为居间调解人，两面讨好，把两边都蒙在鼓里。1857年，曾经担任驻英、法海军武官的普提雅廷出任驻华公使。在他的威胁利诱之下，1858年6月13日，清廷与俄国签订《天津条约》。俄国没有开战，就获得在华通商、领事裁判权、传教、最惠国等一系列优惠待遇。半个月后，战胜的英法才先后与清廷签订类似内容的《天津条约》。1860年，曾任驻英使馆陆军武官的伊格纳季耶夫出任驻华公使。1860年11月14日，中俄签订《北京条约》，清廷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还为了感谢伊格纳季耶夫“斡旋”和平之功，把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瑷珲条约》规定由两国共管）让给俄国，并为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在4年后划给俄国做了铺垫。相比之下，除了得到赔款之外，焦头烂额打了胜仗的英法两国在它们各自的《北京条约》中却所得甚少。
　　俄国不以此为满足，它要继续南侵，建立“黄俄罗斯”。这时，维新后的日本国力大增，也开始向东亚大陆扩张。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不仅失去朝鲜，东北也受到日本威胁。俄国的干涉阻止了日本占据辽东半岛，只因为它也想得到这块土地。李鸿章远赴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他于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密约》。两国同意在未来对日本作战时全力支持对方；作为结盟的条件，俄国取得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力。
　　结盟密约没有缓和俄国的入侵。1900年，在清廷与八国联军作战之际，俄国派出20万大军全面占领东北。后来在国际压力下，俄国撤出了部分在东北的军队。八国联军共有68659人，其中俄军有2900名，仅占4.2%——俄国把主力派往了东北。但在辛丑条约规定的全部4.5亿两白银的赔款中，俄国拿走1.3亿多两，占总额的29%。出兵最多的德国只得到20%的银子。
　　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的有效期是15年。因为俄国的侵略势头太甚，在1904-1905年日俄争夺东北的战争中，清廷宣布“局外中立”，暗中同情日本。清廷只能作壁上观，根本没有实力参加那样的一场现代大战。专制的俄国担心国内将爆发革命，军队又极其腐败无能，最后被新兴的日本打败。
　　俄国权贵并不都认为远东的新领土是必要的。主要批评者认为，西伯利亚原来是一个封闭的大口袋，那里的流放者无处可逃。穆拉维约夫把领土扩张到海边，扯漏了这个口袋。穆拉维约夫反驳说，他已经在萨哈林岛修建了一个设施完备的监狱。俄国统治者无情地镇压本国的有思想者，以便更加残酷地压榨剥削其他人。这大概是他们一再成为晚清老师的原因吧。
　　在外敌入侵的紧迫局势中，晚清朝廷仍不允许汉人向东北迁徙，终于失去了那里的土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了。可是，如果人民没有自由，更多的领土也不过是一座更大的监狱。
　　不要指责俄国。俄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国际政治的常态。晚清朝廷缺乏头脑，紧紧追随俄国，却深受其害。但俄国外交手段还将在中国取得更大成功。实际上，如果追寻20世纪中国历史的源头，我们将找到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俄国；在一些方面，晚清反而与今天的中国疏离了。在晚清灭亡后不久，中国历史又一次中断，所以今天的局势与晚清有相通之处。中方现在只怪俄国当初的扩张，却不知道应该悔改那些愚蠢的政策。中方需要从百年迷梦中醒来，不再唯俄国马首是瞻，不再听从俄国指令，开始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
　　

模糊的属国地位
　　

在接见英国使团的时候，乾隆皇帝心里装着“天下”观念。清廷接受朝贡，然后超额回赠，维持朝贡体系，把各国貌似紧密地团结在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周围。在远近不同的朝贡国之中，朝鲜是与朝廷关系最为密切，也是华夏文明的继承人，号称“小中华”。到了晚清，往日的“天下”已经被打破，可是朝廷还要维持“大国”的面子，却不敢也无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当太后和朝廷没头没脑地追随他国的时候，又怎么可能有胆量保护属国呢？
　　在1870年代，洋人袭扰封闭的朝鲜。朝鲜拒绝与他们交往，坚称是大清的属国，无权处理外交事务。他们还没有想到把国王变成宇宙中心。1871年，北京的总理衙门对美国外交官说：“本衙门以朝鲜虽系属国，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道出了“朝贡体系”的特色。衙门同意代美国向朝鲜转交外交信函，却又推卸说：“该国有无回书，难以预度。”属国没有大事不登门，在危机时，宗主国却必须帮助解决它。这样就把朝廷置于被动。
　　日本在1872年吞并琉球，1874年又犯台湾，也一直在筹谋“征韩”。李鸿章很早就忧心忡忡地看着日本崛起。1876年初，他预见到朝鲜将在日本入侵时“求救大邦”。大邦即满清。李鸿章说，如果对请求置之不理，将使朝鲜失望，日本生出侵略野心，而使清廷“薄待属国”。在道义的责任之外，李鸿章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更恐朝鲜为日本凌逼，或加以侵占，东三省根本重地遂失藩蔽。有唇亡齿寒之忧，后患尤不胜言”。
　　1882年夏，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国王被废。宗主国出兵，恢复了原来的秩序。这时，朝鲜王室真心实意地依赖朝廷；人们对哪个是宗主国、哪个是属国也没有疑问；朝廷更没有向朝鲜割让土地。此后，朝鲜窥破晚清的虚弱，开始强调“自主”，而另觅新主。日本利用朝鲜地位的模糊性侵占朝鲜。甲午战争时，在朝鲜的清军有顽强抵抗的，也有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甲午战后，日本人在朝鲜杀亲俄派，扶亲日派，然后又打败俄国，把朝鲜变为殖民地。
　　朝鲜出现危机的时候，法国正步步紧逼清朝的另一个属国越南。冯子材、刘永福等将领进入越南抗击法国入侵，虽然间有胜利，却不得不逐步后退。1884年，法国舰队攻击福建马江，击毁南洋舰队的多艘舰只。1885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法国取代满清成为越南的宗主国。晚清丧失了边疆地区和华夏文化圈的外围（在许多方面，外围比满清更好地保存了华夏传统）。列强的下一步是瓜分中国本土。
　　日本和法国是与清朝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宗主国，它们严密地控制附庸。现代国家号称平等，属国之说似乎过时。清廷当初曾说过，它与朝鲜之间的宗主国—属国关系“有名无实”，而现在这种关系在一些国家间则是“有实无名”。美国在日、韩的地位很明确，干涉内政也多。美国对这两国的安全承担义务，不得不如此。如果宗主国只负责出钱供养，却不敢或不能干涉属国，而属国又对它心怀不满，这个特色模式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钱，还潜藏着很大的危险。
　　当然，晚清在朝鲜问题上的被动，主要不是外交官脑力不济，而是国家实力不济。处理朝鲜问题的官员，如李鸿章、马建忠、袁世凯等人，都非常出色。但他们的操作空间非常小。因为以强国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没有成功，外交和战争也就跟着失败了。朝廷自身尚且难保，更顾不上维护属国了。
　

　义和团运动终结洋务运动
　　

晚清时，重大危机一个接一个，后人都有应接不暇之感，更可想而知当时主事者的压力。其实，在统治阶层，有远见卓识并为国家宵衣旰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昏庸腐败，目光短浅，甚至还沉睡在“盛世”的大国迷梦里。洋务运动是在英国舰炮轰开国门之后、清廷在镇压太平军的需要中产生的改革开放。1861年，湘军正与太平军酣战，胡林翼初次看到江中英国火轮，吐血坠马，不日而亡。他明白，洋人的先进武器和武器平台必将成为中国的大患。“洋务运动”又称为“自强运动”。两者是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推动者为了“自强”，旁观者只看到“洋务”，因此反对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反对者既有朝臣，也有农民。义和团发源于农村下层，相信超自然力量，容易受到流言的鼓动。这种组织一向是专制政权警惕的敌对势力。在晚清，帝国主义在华扩张，传教士和洋教徒借势欺压官府和平民，激起义和团排外。义和团先受到一些权贵的支持，后受到太后的利用，接受招安，走与朝廷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蕴藏的力量被提前释放出来，没有发展成另一场经由暴力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
　　义和团运动本来受官府镇压，在1900年的迅速壮大却是离不开太后的支持和指导，也离不开她的生日庆典。太后为了1894年的60周年（虚岁）大庆，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以及中海、南海、北海，金额可建两支北洋舰队。太后大庆时，清兵正在败退。因为甲午战败，才有了试图振作的1898年戊戌变法。在变法过程中，太后至高无上的权力受到触动，于是她囚禁了光绪皇帝。可是，无论根据祖宗之法还是“国际惯例”，太后再次垂帘听政都不“合法”。
　　国内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太后囚禁甚至废掉皇帝——名义上的皇朝主人——但她感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其实太后多虑了，列强最关心的是它们的利益，批评大清体制只是旁业。在个人权力受到严重威胁之时，明白的太后变糊涂了。太后听信了谣言：列强下最后通牒，要求她还政于光绪皇帝。为了阻止这些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00年6月21日，太后下诏向11国宣战。可是，大清的正规军连其中的一国都打不过，怎么能同时和11个强国对抗？太后不得不相信“民心可用”。她决定走群众路线，借用义和团员们刀枪不入的神通。
　　义和团从四面八方开进京城。他们屠杀天主教徒很顺利，围攻使馆区却没有进展。太后很快认识到，义和团员的神功是靠不住的，于是对他们痛下杀手。她要永葆光荣正确的太后形象。出逃的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谕称：“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把滥杀无辜的责任推给义和团。朝廷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结与国之欢心”。只因太后一时激动，百姓血流千里，国家蒙难。
　　濮兰德说，甲午战争前，“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北京政府像以前一样一片哗然和狂怒，但仍旧不关心问题的本质和中国所面对的强大力量”。这种愚昧状况在1900年没有改变，以后也没有改变。官府鼓动群众在喧哗和愤怒中大肆破坏，然后抛弃他们。没有人深究“问题的本质”。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感情，超出这个范围，爱国就成为一个高级技术活，没有相应的知识就会害国。义和团员们还谈不上爱国。他们处在梁启超所说的“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的时代。朝廷消灭了国家，让他们无国可爱；而且朝廷极端蔑视这些屁民，视之如草芥。
　　义和团运动是自闭思想在民间结下的果实，在朝廷和官府也不乏同路人。洋务运动在敌视的氛围中发展，已经步履艰难，只能以模仿西方工业技术为己任，无力再向前迈进。官商一体的企业成为官员腐败的渊薮。官营企业和官督企业就是衙门，像衙门一样昂贵、低效、无知和霸道，管理者也像官僚一样以升官发财为指导思想。实际上，他们都属于官僚阶层。
　　义和团运动和洋务运动都不是外交本身。但前者是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反应，后者是外交政策促成的结果，而两者又都对外交有重大影响，改变了外交的轨迹。
　　日本是位于华夏文明边缘的一个岛国，几乎与中国同步开始学习西方。它们的成绩如何？战争是最好的考试。在甲午战争中，清王朝的所有“自强”努力似乎都白费了。甲午战争在物质成就方面结束了洋务运动，虽然不仅限于物质成就。其实，在更早的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洋务运动已经遭受重挫。戊戌变法试图有所挽救，也失败了。数年后，义和团运动又在精神上终结了洋务运动，最排外的本土特色战胜了通过学习西方走向自强的愿望。不过，洋务运动只是一个浅尝辄止的模式的失败，不是学习的失败。“自强”仍然离不开“洋务”。
　　于是，清廷还剩下最后一步：实行“新政”，在更深层次上实行改革。
　　

体用之争终结大清
　　

参加过戊戌变法的王照说：“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太后的“家务”其实就是“国务”。王照认为，如果维新派以太后的名义推行新政策，或许可以成功。反对维新的陈夔龙也说：慈禧“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不是太后反对改革，而是改革损害了她的权力。国务就是家务，太后是唯一的主人。
　　列强仍是太后的友邦。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没有让慈禧下台的条款。王朝受到沉重打击，太后却度过了个人危机，松了一口气。为了继续维持统治，太后也要改革，实行“新政”了。在大厦将倾之时，她怎么也要做做样子，在危墙上支几根柱子。至于这些柱子是否能够承重，甚至被支撑的部位能否承受住柱子，这些好像都不太重要。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问：“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戊戌政变记》）朝廷高谈改革30年却不见成效，为什么？梁启超自己回答说，这是因为只有布新，没有除旧，新政反而增加了旧政积弊的危害。权力越集中，百姓受到的伤害越深，国家越没有希望。枝节的修补于事无补。如果不改变权力结构，无论新政的动机如何善良，权贵和官僚都必将充分利用原有的以及变法所带来的全部机会自肥，受到伤害的总是百姓。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也在这里。宋之后，专制的程度加重了许多。
　　一国的外交总是受到内政的驱动，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为本国谋取利益。即使在一个自闭的国家，也没有完全独立的内政。在走投无路之时，朝廷也要向外国学习政治了。所以，晚清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洋务的一部分——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也是广义的外交的一部分。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05年6月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共有65年。饱受打击的清廷终于要考察洋政了。大张旗鼓的考察团在北京出发时受到吴樾的炸弹袭击。吴樾不是要阻挠政治改革的保守党，相反，他是革命党。那时的主要对立已经不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而在改革派与革命党之间。在改革在与革命的赛跑中，吴樾决心让革命跑到前面。
　　1905年10月，连俄国都在实行宪政，列强已无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制度。太后尚有脸面，不愿落在后面太远。载泽等人在年底再次出发。1906年夏回国后，载泽奏请太后立宪。他说：“奴才”“以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载泽直指只有忠于国家的官员才可能支持宪政。9月1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虽有举措，却缺乏决心。改革一路扭扭捏捏，终于没有跑赢革命。
　　改革应当是在政权尚有生命力时的举措。在危楼里推动改革，极难逃脱被垮楼埋葬的结局——除非是“保护性拆除”。李鸿章是明白人，他被称为“裱糊匠”，只做室内装修。当然，他也没有权力改动房屋结构。预备立宪两年后，太后去世。出过洋的载泽继承她的遗志，继续推动立宪，但无力改变政局。1928年，军阀孙殿英掘墓，清王室派载泽去东陵重新安葬太后的遗体。作为奴才和侄女婿，他只能为太后做这些了。东陵被盗的次年，载泽郁郁而终。
　　清廷的几何学是部分大于整体，大清高于中国。在风雨飘摇中，有朝臣谴责改良派“只保中国，不保大清”。满清的少数统治者把他们自己凌驾在国家之上，宣称不保大清就是不爱中国。这是非常奇特的爱国主义。他们的第一核心利益是维护以太后（皇帝是太后的傀儡）为核心的满清政权。他们不明白，失去中国，也就失去了大清。他们在北方已没有退路。
　　晚清的时尚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一个伪命题，只能在极度扭曲和丑恶的现实中存在，近似当今的话头“不想做大桥建筑承包商的厨子不是杰出的奢侈品推销员”。体用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体用不二，用是体的表露。如果切断两者的一体性，必然把两者都杀死，晚清至今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二分法不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华洋二分是荒唐无知的表现。中西有冲突，却从来不是完全分裂和对抗的，况且“中”与“西”都不是孤立和坚固的实体。
　　张之洞在《劝学篇·序》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但他的“政”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教育、财政等诸多系统的混杂体。他的“保国、保教、保种”目的没有达到。张之洞又说：“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这次他说对了，而且“祸”就在庙堂之上。
　　张之洞在晚年有所改变。1907年9月，他卸去湖广总督一职，入京担任宪政编查馆大臣。在接受慈禧太后接见时，他提出“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太后不置可否。年迈的张之洞很知趣，此后不再倡言立宪。在去世前不久，他劝摄政王载沣重视民间舆论，不要激起民变。载沣回答：“有兵在！”张之洞很愤怒：“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他感叹道：“不意闻亡国之言！”1909年10月4日，载沣去看望病重的张之洞。载沣离去后，张之洞叹曰：“国运尽矣！”他在这一天去世。文革中，张之洞被掘墓抛尸。此“体”是何“体”？此“用”是何“用”？他已不能回答了。
　　朝廷大员排斥外国政治文明，所以才会有被包围的错觉。同时，他们为了维护专制权力，又不得不和外国交往，向外国学习技术，后来更要享受西方的奢华生活，这是对“西学为用”的活学活用。在这种精神分裂和精神错乱中，外交怎么可能游刃有余？
　　令人惊叹的不是大清的突然垮掉，而是它居然维持了那么久才倒下。所有可能的生存机会，晚清似乎都幸运地得到了。更令人惊叹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晚清丢掉了所有可能扭转中国命运的那些机会。最后，权贵们只做一件大事：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无论这个“民”是法定的“家奴”还是“主人”。1912年清帝退位时，隆裕太后哀叹“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丧心病狂地贪腐必然导致灭亡，而且满清贵人们还没有外国护照和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