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府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长、褚逆民谊，已于廿三日晨，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内刑场，执行枪决，此一代祸国巨奸，虽经其家属屡次声请再审，终未能贷其一死，而在森严法律之下伏法矣，时年已六十有四岁。”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24日，《申报》刊发报道《褚逆民谊在苏枪决：遗言盼望政府教育其子女，愿将遗体送博习医院解剖》，详述了褚民谊刑前情状。褚民谊被执行枪决后，与他认有干亲的苏州百年老店采芝斋店主金培元办妥领尸手续，将遗体送往仁济局苏州殡仪分馆。

褚民谊的妻子陈舜贞用毛巾将其面部血迹擦净，女儿褚梦媛则频频轻吻父亲的脸颊，悲不能抑。灵堂的布置颇为简单，有基督教牧师张耆龄致送的十字花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为他换上尸衣，并在颈部挂上一串佛珠，放置进楠木棺材中——据说这个棺材是7年前，用一百余元法币所购。

冥冥中似乎有着注定，褚民谊购买棺材的那一年（1939年），恰好与其投身汪精卫集团，参加所谓“和平运动”是同一年。褚民谊洗刷不掉的“汉奸”头衔，始于1939年，他最终难免一枪毙命也可以追溯到1939年。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褚民谊在沦陷区，看到百姓受苦，就想采取迂回的办法，保护百姓。”褚民谊之子褚幼义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为父亲的行为做辩护。

这样的辩护并不新鲜，他最早来自于褚民谊本人。在被捕后所撰写的《参加和运自述》（1945年11月11日）中，他谈到在汪精卫对他进行说服之后，“延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间，见沦陷区中日人凌虐民众之事日益加甚，维新、临时两政府一无能力加以保障，愈以为和平运动为当前所急需要，因即决定参加和运，从事保民，并肯（恳）切认定汪先生之一切行动皆为适应当前需要之必须的措置，绝不疑为叛国或附敌之行为也。”

这样的辩护，并不为司法机构所接受。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1946年3月21日）中指控：“在伪政府尚未成立之时，该被告首奉汪逆（精卫）之命，与伪维新政府、伪临时政府商洽改组为伪国民政府。自是以后，日寇即以此为破坏我抗战之唯一工具，推原祸始，汪逆而外，实以被告为叛国之元凶……”

法庭最终认可这样的指控，依《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刑事诉讼法》、《惩治汉奸条例》、《党员犯罪加重处刑暂行法》、《刑法》，判其死刑。

“按被告本系国民党党员，且任中央要职，乃于敌军深入、战事紧急之时，竟不知协力同心，共挽危局，反而附和汪逆，背叛中央，破坏抗战大计，几至国本为之动摇，实属甘冒不韪，罪无可，爰处极刑，以肃纪纲。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并予没收。”

名士范儿

抗日战争爆发时，褚民谊正在南京。1937年11月6日，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当时交通因战事而受阻，他转道镇江、扬州、南通，历四日才抵达上海。抵达上海的当晚，还可以听见隆隆的炮声。第二天突然安静起来，大家都在传说国军已经撤退了。褚民谊并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西迁，他留在了上海。他的职务是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该学院为中法两国政府在上海同济工学堂基础上改组成立，建于1921年，位于上海法租界内的白克路（今凤阳路）。

这一年，褚民谊53岁，从事教育工作已经17年。1920年，他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而后又曾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也曾从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嗣后递升为执行委员，1932年1月，被行政院长汪精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

褚民谊的父亲褚吉田是浙江吴兴（今湖州市）南浔镇的名医，1903年送他东渡日本求学。但他与国民党（同盟会）的渊源始于1906年。这一年，他在同乡张静江的带领下，又赴法国求学，途经新加坡时，张静江引荐他与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主要领导人见了面，也就是这次机缘，让他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在法国巴黎，他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刊物，鼓吹革命。1924年，褚民谊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虽然涉足政坛，且曾在行政院秘书长高位上行使权力，但本质上，褚民谊是一个教育家。在广东大学校长任内时，郭沫若是该校文科学长。褚民谊、郭沫若和毛泽东曾有交集。褚民谊之子褚幼义在南京市档案馆还曾查到一则档案，内容是：1926年5月7日（为纪念21条签署，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国民党相关人士在广东大学开会，发生内讧，有人将与会人员拉到东校场，这个过程中发生冲突，有人高喊口号，也有人被拘留。褚民谊、毛泽东等人为此曾联名将事件经过写成报告，反对闹事分裂者，上报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褚民谊颇具名士风范，写得一手好字，也热心公益。他一直从事国术研究与宣传工作，曾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力主国术科学化、民众化。正中书局1936年曾出版他的著作《国术源流考》。他打的一手好太极拳，并积极推广，还创造太极棍与太极球健身方法。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曾出品明星影片公司代制《褚民谊博士表演中国体育》视频，他以行政院秘书长身份，亲自示范太极拳动作，在当时亦堪称佳话。除此之外，他还鼓吹民众进行踢毽子、放风筝、射箭等体育运动。当时有人戏称其为“三子（踢毽子、放鹞子、做戏子）秘书长”。

所谓的“做戏子”，主要指褚民谊热衷戏剧，尤其酷爱昆曲、皮簧艺术，常向当时的曲艺大家沈传锟、溥侗请益。1932年在南京组织成立公余联欢社，由著名曲家甘贡三任昆曲组组长。大家每周聚会一次。他本人曾认真修习昆净，登台献艺，清唱、彩演过《山门》、《虞花荡》等剧。就皮簧艺术而言，他在《霸王别姬》中饰过霸王，在《辕门射戟》中饰过张飞。褚民谊还编纂《昆曲集净》，撰写“自序”、“绪论”、“例言”等章节，影印出版。

汪精卫提携

在褚民谊三年多的行政院秘书长任内（1932-1935年），最为轰动的可能是他亲自为游泳女运动员杨秀琼执鞭赶着马车游览南京中山陵事件了。1946年任《中央日报》司法记者并亲历汉奸大审的龚选舞，晚年还曾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他是陈璧君（汪精卫夫人）的妹婿，战前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时，他即因屡有标新立异表现受人注目，譬如在六届全运中连夺游泳锦标，被人封为‘美人鱼’的杨秀琼在赛后观光之际，褚胡子即以行政院秘书长之尊，亲为杨女驾驶马车，招摇过市。”（台湾卫城出版社《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龚选舞回忆》）笔下颇多讥讽。

“当时就有人攻击褚民谊，认为中央大员给人赶马车不成体统。这其实是父亲为了推广马车摆的一个pose。”褚幼义说。

在褚幼义的记忆中，家里有一辆马车，父亲常常拉着他和姐姐出去，等到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褚民谊反而开汽车多了。“赶马车不是作秀，那时行政院经费紧缺，汽油需要进口，为了节省外汇，褚民谊就提出坐马车上班，并带头示范。他有车夫，但有时也自己赶车上班。有一次在全国交通大会上，他讲话说：有人说赶马车是倒退，不是这样，这是吃惯了熊掌燕窝，现在吃一下白菜豆腐。”褚幼义认为，推广马车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因为褚民谊参与了汪伪政府，现在这个事也被拿出来讽刺。他对此并不认同。

在参加汪伪政府前，行政院秘书长的显赫地位，构成褚民谊最为风光的岁月。这是汪精卫的提携所致。褚民谊的妻子陈舜贞是陈璧君母亲卫月朗的养女，褚陈结婚，即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做的媒。这样的一种连襟关系，对褚民谊的仕途影响至巨。

“我觉得亲戚关系发生作用，但不重要。褚民谊更多是看重汪精卫的为人。”褚幼义说，褚民谊并无派系，汪精卫、蒋介石有矛盾，但褚民谊有时站在蒋介石这一边，譬如他和张静江关系很好，而张当时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持者；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出走法国，而褚民谊留了下来；北伐战争，汪精卫没有参与，但褚民谊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守广州，“并没有给蒋介石拆台。”

但在一般的国民党派系划分中，褚民谊无疑仍是汪精卫“公馆派”的要员。1932年1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选中褚民谊出任秘书长，显示出褚民谊是他最为信任的政坛人选之一。而在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与日本谋和时，褚民谊也是他重用并很快就拉拢过来的心腹。褚民谊一生的荣辱，均与此相关。

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著名的“艳电”，与日本明通款曲，褚民谊并未立即附和，反而公开宣布保持距离。“（民国）二十七年冬，本人在报上读汪先生“艳电”，始知和平运动已然肇端，但本人是时绝无参与之意向。兹举事实以证之：汪先生之艳电在二十七年冬季，本人在二十八年春间犹率所长之中法国立工学院之教职员及学生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并为却除社会人士之疑虑，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巨幅启事广告，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之一贯态度也。”褚民谊在《参加和运自述》中这样说。

但在汪精卫从越南河内潜赴上海之后，褚民谊很快改变态度，决定加盟汪伪政府。

褚幼义说，褚民谊加入汪精卫政府之后，中法工学院的教职人员还曾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抗议，要求罢免褚民谊。

汉奸的逻辑

在褚民谊事后的辩白中，汪精卫的说服是他参加所谓“和平运动”的动机之一。除此之外，还与他当年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鉴于‘九·一八’后，英、法之操纵国联，优容侵略，及美国置身国联之外，与英、法一鼻孔出气之态度，深恐彼等始终保持此种态度，使德、日等国恣意侵略。以为吾人处此，实不能不有退一步之自全办法。适汪先生倡导和运，更基于上项理念，遂深信和平运动即退一步自全方法。”即便在被捕受审之后，褚民谊仍尊称汪精卫为“汪先生”，并竭力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声辩，也即便这样批判国联及美国的话语，并不符合接下来的时局发展：“在今日而作此言，即本人亦自知为不合时宜，顾当时之有此见解，则自信绝非杞忧。使德、日等国在当时能利用英、法等国在国联之态度，借军事求取外交上之胜利，则倍牺牲者必仍为吾人。乃德、日等国不自量力，一意穷兵黩武，放弃胜利之机会，故今日之败，德、日等国所自取也。更有进者，使德、日等国一方面尊重英美之利益，一方面肆其侵略于弱小，则今日之败是否能有，中外有心人自必各有其至公至正之批评，不俟本人辞费。乃德国不但侵略英、美而又犯苏，日本不但侵华且及于英、美，故其败也不可免焉。”

这段辩白，显示出褚民谊参加汪伪政府前，有着对二战走势的判断和个人利益权衡，他相信日本将是胜利的一方，与日“谋和”也因此符合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1939年秋，褚民谊应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之邀，撰写了《中日和平的基础》。该文也刊发在1939年10月26日《中华日报》上，其间提到：“现在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大家已觉悟过来了。在日本方面，知道即使灭亡中国也不能维持东亚和平，认识了中华民族之不可侮，所以有近卫声明且以之昭告于世界。在中国方面，也知道了远交近攻政策是不足以解决中日问题，同时也认识日本的国力，是有助于中国的建设，所以有中国国民党汪主席“艳”电之响应。不但如此，中日两国又认识了唯平等的友好的和平，才能支持东亚的繁荣而不受国际动荡的影响或漩涡。”这篇文章，印证了褚民谊当时的想法，认为蒋介石的“远交近攻政策是不足以解决中日问题”。

按褚民谊的说法，他参加汪精卫政府的第三个动机，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所谓“保民”。

褚民谊之子、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褚幼义今年77岁，他自2005年开始搜集有关褚民谊的资料，他相信褚民谊“保民”的想法是真实的。“我受连战启发，连战来大陆进行寻根之旅，我也要寻根。父亲留下来的材料不多，甚至家里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褚幼义说，他们解放前因父亲接受汉奸审判而受到歧视，他们几个孩子从南京转学到上海，还一度改了名字。解放后，情况有所好转，他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得以读完大学。

褚幼义家中的墙壁上，挂有很多拓碑。那都是写得一手好字的褚民谊当年的作品。其中格外引起他注意的是栖霞寺碑文。该碑立于1940年，撰文者为镇江金山江天禅寺住持仁山长老撰文，书写者为褚民谊。碑文讲述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栖霞寺住持寂然上人拯救难民的故事。碑文称:“(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卢沟桥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 (指南京)，载道流亡，惨不忍睹。(寂然)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月。道途宁静，始遣之归,真盛德……”

褚民谊书写该碑文时，身份是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写这个碑文，说明褚民谊对寂然上人行为的认可。他还写有寂然上人的像赞。解放后，有领导去寺院看见褚民谊的落款，就把他名字抹掉了。寂然上人的事件流传下来，主要靠这个碑文。”褚幼义说，其他碑文还显示出褚民谊对受战争破坏的城市进行修复的努力。

在《参加和运自述》中，褚民谊也强调，“本人即立意在协助民众，故外交工作一以酬酢、联络为要务，期以个人之情感，完成所负之使命。至于外交上之政治决策，完全由汪先生乾纲独断。本人既志不在此，且形格势禁，亦不容有所表示，故一切外交大计在实行之前，本人可谓咸无所知也。”

汪精卫已在汉奸大审前病故于日本名古屋。褚民谊的辩护策略是，强调自己保护民众的面向，而将外交决策全部推到汪精卫身上。“那时和现在不同，外交的大政方针不是外交部长能定的。”褚幼义也这样为父亲辩护。

1936年3月17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检察官对褚民谊有如下的讯问：

问：关于各处和平军是否有饷？

答：直属部队有饷，如郝鹏举、孙良诚、庞炳勋、任援道等部队是直属的。

问：这些军队在地方何以掳人勒赎、滥征税捐呢？

答：那是不晓得。

问：危害地方事情，南京政府知道吗？

答：虽晓得，也没有办法。

讯问的方向，并不在褚民谊如何“保民”，而是汪伪政府要为治下的违法行径负责。除此之外，主要追究的是其担任伪外交部长、驻日大使时的“叛国”言行。

在汪伪政府的高位上，褚民谊必须要为自己职务下的所有行为概括承受。

立场决定命运

褚民谊在南京任职时，曾有人问他的妻子陈舜贞：你的儿子长大后做什么？陈舜贞说，我不要他们搞政治，我的愿望是他们都上大学。

“我的母亲纯粹是家庭妇女。她高中毕业，连党员都不是，也不参加政治。这一点和陈璧君不一样。她没事就去伺候养母。”褚幼义说，陈舜贞也不希望自己介入政治，在褚民谊被枪决之后，也很少和他们提起此事。

褚幼义6岁上学，就读于南京师范附小。此时褚民谊是汪精卫政府“驻日大使”，曾找了两个日本人到家中教孩子日语。但褚幼义那时即对日本印象不好，还曾和哥哥将一个日本教师推进花园水池内。

“城里街上日本兵并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带着飘穗子的日本军帽，拿着带刺刀的长枪守卫城门。那时进出城门，都要向日兵脱帽行礼，坐车的要下来，有嫌疑的还要搜查。我们路过时也不例外，很害怕他们。”褚幼义回忆，可能和自己的地位有关，当时感觉南京的治安还可以。

褚幼义对政治并无了解，因为汪精卫也以孙中山衣钵正统自居，故他“对国民党的印象就是孙中山，提起他就肃然起敬”；也知道有个蒋介石，但没有特别感觉。

待到褚民谊与陈璧君一道被国民党军统局诱捕，褚幼义记得母亲陈舜贞非常着急，但她本人也被抓到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她为褚民谊写了申诉材料，但并无效果。在褚民谊被枪决前一天，她得知消息，从南京赶到苏州，为褚民谊收尸。

和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等人在日本战败前就暗中向国民政府输诚不同，褚民谊虽亦感觉大势已去，但始终没有和重庆取得联系。“太平洋战争后期，褚民谊曾三次辞职，要去栖霞山隐居。结果未能如愿。”褚幼义说。

在《参加和运自述》中，褚民谊还专门以一节的篇幅进行“忠实的批评”。除了为自己辩护外，并希望国民政府不要清算一般就职汪伪政府的“奉公守法之公务员”——他们“非不知和运之不能有成，或牵于私情，或拘于生活，或限于环境，致造成欲罢不能之现象”。

此案经江苏省高等法院宣判褚民谊死刑后，经陈舜贞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判，最后在1946年5月29日，最高法院以特种刑事判决（民国）三十五年度京复字第一六一号，宣告维持原判决。最高法院认为，褚民谊的辩护及其家属的复判申请“系属饰词避就，均不足采……况查被告历任中央要职，于敌军深入、战事紧急之际，不知协力同心，共御外侮，竟甘心附逆，背叛中央。据其所供，组织为政府后如何赴日答礼、参与大东亚会议，如何商议缔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中日同盟条例、发表中日满共同宣言及对英美盟邦宣战、表示与日寇共同生死，并于《‘九·一八’的回顾与新认识》之演词内述及‘友邦（指日寇言）极力强化我们国民政府（指伪政府），继续进行击灭重庆’、‘大东亚只有重庆一隅还在从事盲目的抗战，但是因为英美的外御完全丧失，所以重庆已成为瓮中之鳖，溃败仅仅是时间的问题’，各情形。其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证已极明确”。

86天之后，褚民谊在苏州伏法。

“八时十五分，褚逆踏进临时法堂，虽强作镇定，而面色苍白，衬以秃顶长髯，备觉可怖，未向庭上行礼，傲然立公案前，可见褚逆内心既怅且恨，正绵绵无已也。梁检察官首询年籍，褚逆朗声应答，因异常时，心脏躁动之息，清晰可闻。复询有无遗嘱，始答‘没有遗言’，继则称：‘我生死俱极坦然，生固无所惭愧，死则须有价值。希望能将我遗体送天赐庄博习医院解剖，因我外表虽极壮健，而内部实有病症，愿供医学家研究，俾制成标本，作为我死后贡献。’复谓：‘我十七岁时曾在博习医院学习一年，故极有关系，当能收我遗体，不致拒绝。’言下颇无伦次。”次日《申报》的报道，这样描述褚民谊临死前的表现。

剔除记者情绪表达的部分，可知褚民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刻意保持着名士风范。

立场决定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