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向东/文 那时，公共知识分子们仍在焦虑：这就是美丽中国吗？一些大龄女青年在冬日的咖啡馆里想象着当年公司年会上大跳江南style的快乐；从她们的父辈就开始畅想的“小康社会”梦，前两年已经实现。如果被平均一下，全国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1.2万美元左右。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在这一年的年底将2021年的GDP增速定在了6%，在告别了保八的黄金十年和七上八下的温和十年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后城镇化的时代。
欢迎来到2020年的中国。
早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吉林小伙子张卫宁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5000多块钱的工资已能让他很惬意。2012年，这个小伙刚上大一，提起2020年的小康中国，想到的是他“有钱了”。中国的GDP仍由那些富人创造，但他的生活环境明显变好。
在钢铁服务业领域坚持了近30年，薛长江依旧经营着他的舜业钢铁集团，比起10年前舜业已经改变了很多，不再是只卖钢材的贸易商，而是一家钢铁产品服务商。
过去七八年间，中国不断调低的GDP目标和投资增速，不可避免地给钢铁行业带来了冲击，几千家依靠赌行情、跑工地维系的贸易企业消失了，还有一些赚够了钱的钢铁富翁带着上亿的财富离开了这个行业。钢铁行业的洗牌即将完成，早年饱受嘲笑和诟病的国有钢铁企业，开始收获迟来的回报。传统建筑领域使用的螺纹钢和线材过时了，板带材产品伴随着建筑业模块化建设的兴起开始成为潮流。
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在2011年5月初次试水的沈阳万科春和示范项目，成为了模块化建筑的标志，钢厂和贸易商需要能够提供这种当时被人比喻为“积木”的钢铁混凝土建筑模块钢材。轻量化高强度的工业需求，令那些早前尚不思变革的钢铁企业痛不欲生，同时也让政府喊了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淘汰落后”的口号变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印记。
2012年年底，中国冶金规划院院长李新创还不能预测这样的场景。虽然他预感到，钢结构是行业需要思考的下一个趋势，但在当时他对政府能否有效地将钢铁工业引导到这个方向上，尚没有足够的信心。
在很多人眼中，政府的引导成为中国能否构造温和增长奔小康目标的关键。自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中国的两个五年规划，先是将GDP增长的目标定为年均增长7%，紧跟着再次调低至6%。虽然指标如此，但全球第一大经济大国的增长惯性依然将实际增速保持在7%以上。
拉动GDP增长的三个引擎切换了，2016~2020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达7%，相比此前五年投资的贡献比例下降了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和国务院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报告预测2021到202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为5.9%，其中投资贡献率为36%，消费则上升到了63%，与10年前相比，投资在GDP中比例的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在2012年最初，人们普遍在担心这样的设想能否实现。人们在担心，中国GDP目标的逐步下调，怎么才能够保证小康社会的实现？更大的难题是，怎样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既主动放缓经济增速，又解决普通居民所面临的就业、收入、医疗养老等问题？此前，中国依靠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和大规模的投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GDP神话。
渣打银行中国研究主管王志浩说，判断说中国经济模式真正的转变从80后年轻人身上开始。到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个国家将越来越缺少廉价的劳动力。他说，“当中国的有效劳动越来越少，而工资增长越来越高的时候，中国的拐点就要到来了。那时，中国的GDP会增长，中国人的工资收入会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会自动地转移到消费方面。”
统计上的中国劳动力规模从2015年开始缩小，但现实中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提前几年出现。2015年至2020年的五年间，中国的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了2%，这一态势一直延续到2025年。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2020年，仍有诸多红利支撑GDP的温和增长。2012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在一次会议上，将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定为次高增长阶段。他说，中国体制变革蕴藏的红利远未释放，比如垄断造成的资源浪费，比如寻租等收益分配的扭曲，就这一项就能释放大量的效益。再加上社会体制、文化体制、行政体制乃至于政治体制，红利还会非常大。
不过，“如果我们不深入地进行体制改革，如果不普遍地进行技术创新，不处理好国有与民营之间的关系，不能让每个人的能量进一步得到好的释放，这种设想可能都是空话。”刘迎秋的担心会是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吗？
10年间，政府试图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2012年，随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提出，各省市纷纷开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指标体系，全面推动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这是一套典型的中国式发展模式：中央提出目标，下达任务，地方随之确定自己的相应目标，对超过中央预期的更高目标提早行动。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2012年的判断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双倍增，特别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倍增，不用到2020年就会实现。
告别高投资的2020年，需要用更多的内需拉动来维系7%左右的GDP增速。牛梨认为，只有将中国的GDP继续做大做好，才能谈我们的收入和消费，进而反过来继续拉动GDP的持续增长。这是一个中国当下最需要的GDP循环链条，但要其完美地运转并不容易。
王志浩说，中国实现经济模式转变的关键因素在政府，要看政府如何推进改革。但中国需要改革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医疗、保险、住房、教育、垄断，以及人民币汇率等等。
按照2012年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国需要在2030年之前，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等一系列改革。
上述两个机构联合出台的报告在当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此中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指导，它对中国未来政策决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于这份报告因为提出“重新界定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的建议，而招致中国垄断阶层和部门的不满。
但2012年之后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改革。到2020年，无论政府愿意与否，新兴产业的变革与资本市场的选择，都让非国有企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舜业钢铁集团薛长江说，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容量，能够接纳很多企业，只不过是你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罢了。
温和GDP下的中国，需要改革的内容仍有很多。发端于2012年的新一轮城镇化革命，将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了前台。2020年，这一改革仍在途中。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称，虽然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还取决于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平衡各级政府的收入筹措与支出职能，但须开始着手，并在2030年前完成。
收入分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个曾经酝酿了将近十年的改革方案，重新确定了中国GDP蛋糕的切法。国家拿走的少了，更多的留给企业和居民。牛梨说，以前，国家从这块儿蛋糕中拿走的太多了，形成了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现在必须要改革收入分配，让更多的企业有动力去发展创新和雇佣工人，让普通居民有更多的钱去消费。
王志浩说，政府提高城镇化率是非常正确的一个目标，越多人搬到城市里越好，收入会涨得越快。因为城镇化会促进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从日本和每一个发达国家身上总结出来的路径。但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仍需要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等待解决。
早在2011年王志浩就呼吁中国政府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保体系，尤其是把户籍放开，允许农民工有一个正常的城市生活，允许他们的小孩子进入城市学院，允许他们拿到医疗、养老保险。王志浩研究发现，从2002年到2006年，在教育、医疗和社保层面，政府支出并没有增加。从2007年，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实际支出开始提高。
尽管如此，单纯的消费尚不足以满足中国对GDP的需要，长时间形成的路径依赖，仍然需要依赖投资的驱动。在牛梨看来，2020年的中国更像是十几年前的日本和德国，而不是过度依赖消费的美国。中国经济是依靠制造和消费共同拉动的马车，马车的动力来自源源不断的改革。
改革也面临风险。世界银行和国务院研究中心在2012年联合完成的研究报告认为，在2030年之前，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来自既得利益者试图阻碍改革。将计划建立在社会各层面充分参与的基础上，改革就能获得更强有力的支持。
2012年11月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上，第一次以总书记身份亮相的习近平打开了外界对中国无限的期待，他用这些指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为十几亿中国人描绘了2020年的中国，一个在GDP告别高增长时代下的美丽中国梦。
在2012年的末尾，80后文艺女青年邵夷贝用干净透彻的嗓音自弹自唱：“亲爱的谢谢你给我，关于明天的魅力承诺，愿它不是空中楼阁，我愿意为此歌功颂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