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谢韬/文 奥巴马已获连任。4年之后，美国政治会怎么发展？如果看得再远一点，2020年的美国政治又会怎样？具体来说，美国经济还要多久才能走出低谷？经历了一系列枪杀悲剧，美国是否会加强枪支管理？美国政治将是趋向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有哪些明显变化？

接下来，笔者就谈谈自己对美国国内政治发展趋势的两个判断。第一，美国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镀金时代，其特征是社会财富分配极其不公平。普通民众对贫富悬殊的强烈不满可能会导致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进步时代的到来。第二，随着少数族裔人口的飞速增长，美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面临文化认同上的巨大挑战。各个族群之间是“和而不同”还是爆发一场国内版的“文明的冲突”，将取决于政客和选民的选择。

从镀金时代到赢家通吃的时代

“镀金时代”一词为马克·吐温首创，用来形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那个时代，是美国高速工业化的时代，一大批产业巨子应运而生，如石油大亨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运输大王范德比尔特。那个时代，也是美国高速城市化的时代，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用廉价的劳动力换取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就业机会。那个时代，也是政府监管严重缺乏的时代，结果是垄断盛行、食品安全没有保障、工作环境恶劣、环境破坏严重、童工被肆意剥削。那个时代之所以被称为“镀金时代”，是因为扒开镀金的一层，下面都是见不得人的丑陋和肮脏。“镀金时代”离现在已经很遥远了，那么它和今天的美国有什么联系呢？它们之间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就是“贫富悬殊”。

在贫富悬殊这个问题上，今天的美国和“镀金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数据表明，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所控制的财富相当于全国总收入的24％，比镀金时代还要高6个百分点。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11年10月发布的一项报告，美国最富有的400个人所控制的财富超过了处在收入底层的50％的美国民众所拥有的财富总和。该报告还显示，在过去三十年里，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有着天壤之别：收入属于最底层20％的美国民众发现他们的收入只增加了20％，收入属于上层20％的美国民众的收入则增加了65％，而收入属于上层1％的美国人的收入则增加了275％。一句话概括：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于是很多评论人士把今天的美国称为“第二个镀金时代”，而一些学者则把它称为“赢者通吃”的时代。

是什么原因让美国人重回“镀金时代”？有人说，是资本的全球化，因为资本的自由流通使得投资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低的成本和最大的收益，而穷人的命运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也有人说，是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及其所需的高水平教育，因为往往只有富人才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并由此引领技术革新，而穷人往往因为有限的教育而被技术革新所抛弃。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今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但它们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要知道，不仅是美国，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全球化和高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挑战，然而在很多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类似的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并没有如此悬殊。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成为贫富极其悬殊的国家呢？

很多分析表明，罪魁祸首是美国的公共政策。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大多数美国民众一直支持联邦政府积极干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然而被信奉保守主义的政治精英所控制的联邦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制定了种种让贫富悬殊日益恶化的政策。

从里根时期开始的大规模减税，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富人和穷人都享受减税，但是考虑到富人所享受的其他减免（如投资所得和慈善捐助），他们的减税额度要比穷人大得多，结果是富人交的税比穷人还要少。于是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有一天发现，他的税率比他的秘书的税率还要低。更为重要的是，在大规模减税的同时，联邦政府还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众所周知，对社会福利需求最大的不是富人而是穷人，因此削减福利开支对没有享受到减税的穷人来说绝对是雪上加霜。

贫富悬殊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国社会被分裂成富人和穷人两大对立阵营。美国政治越来越两极分化，其根本原因不是道德或宗教问题，而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美国人天生不喜欢马克思的“阶级”两个字，但是他们必须面对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无产阶级的一场自发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并没有持续多久，但是我们不要轻易忽视它。如果贫富悬殊在今后几年内继续恶化，这99%的普通大众可能会利用他们手中的选票发起一场新的社会改革运动。

从文明的冲突到种族的冲突

除了贫富悬殊，美国社会正面临的另外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文化认同。在一向以多元文化著称的美国，文化认同正随着大量非白人移民的涌入而变成了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文化认同的核心是“我们是谁”这个问题，而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往往需要知道“他们是谁”。那么，在美国这个多元社会，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谁来定义“我们”和“他们”？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也就没有美国的多元文化。尽管有不同的语言、宗教和种族，然而经过美国这个“大熔炉”的洗礼，所有移民最后都变成了美国人。美国文化天生就是多元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美国文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玺上赫然印着这样一句拉丁语：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

然而，从上个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社会对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大熔炉”这个概念逐渐被批判，代之而起的是崇拜族群文化的“沙拉碗”。前者强调外来移民要融入美国社会，而后者强调移民要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和而不同”。在这种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演变成分析美国社会文化最权威的视角。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盛行一时的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国内遭到了一系列批判。已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1991年出版了《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多元文化并不等同于各个族群刻意强调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从而放弃对美国文化的认同，这样做只会导致美国社会的文化分裂。他这样写道：“最近兴起的族群文化对大熔炉文化进行谴责，以实现各个族群和种族之间的永久独立。”在他看来，美国不是由各个群体组成的国家，而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强调个人的族群认同等于摈弃个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同。“多元族群主义抛弃了美国的历史使命，用分化替代了同化，用分裂替代了融合”。

时隔13年后，已故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撰写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一书，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美国的多元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本书所引起的争议，绝不亚于他之前的《文明的冲突》。在他看来，美国的核心文化（也就是国家认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16-17世纪创建美国的定居者所认同的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即“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工作伦理、英语、从英国一脉相传的法律、公平理念、有限政府以及溯源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和音乐”。他认为，这种文化又衍生出了18-19世纪的“美国信条”，即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总之，亨廷顿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大量西班牙裔移民的涌入，对美国的文化认同造成了严重冲击。他警告说，美国正在被西班牙裔移民分裂成“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种语言”。

亨廷顿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根据一项统计，仅仅在2000－2010年期间，西班牙裔人口就增加了1520万，占全国人口总增长的一半多。西班牙裔是美国所有族群中增长最快的，在50年内超过了非洲裔成为美国第二大族群。到2050年，西班牙裔人口预计将达到1.328亿，占美国总人口的30%。与此同时，非洲裔人口将由现在的4110万增加到657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5%，而亚裔人口则将从1550万增加到406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9.2%。如果这些预测变成现实，那么到2050年，少数族裔将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54.2%）。

一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美国可能是很多白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然而，现实是无法逃避的，并且它将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随时体现出来。在民主体制下，族群之间的关系在选举政治中体现得最为直接。事实上，2012年大选之后，很多分析表明，奥巴马之所以能够胜出，是因为他赢得了93%的非洲裔选民和71%的拉丁裔选民的支持。在很多白人眼里，奥巴马和他的支持者还是“他们”，然而到了2050年，无论是谁竞选总统，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她可能都不得不把少数族裔看成“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套用克林顿1992年的竞选口号来总结2012年大选结果：“是人口问题，笨蛋”。

当然，“我们”和“他们”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民主政治的最大好处是，各个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诉求利益。从民权运动到奥巴马当选之前，美国少数族裔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奥巴马一届任期后，白人也并没有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然而，随着少数族裔人口的不断增长，美国人必须思考如何避免国际政治中文明的冲突在美国国内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