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田涛 吴春波 

出 版 社：中信出版社

by吴晓波

在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华为第一次打算坦陈心迹。

在华为和任正非的授权下，两位作者开始了对华为二十五年历史的回顾。田涛是任正非多年的好友，而吴春波当年曾协助任正非起草《华为基本法》，他们对华为的理解与认知显然是外部观察者所无法比拟的。

在过去二十几年间，华为一直刻意保持着低调、神秘，企业从总裁至中层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出席任何活动，也不要任何荣誉，甚至为了不“对外开放”，华为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世界500强的身份，拒不上市。华为就一直以这种偏执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就在本书创作期间，华为正应对着在美国的诉讼案件，其竞争对手竟不得不动用国家的力量来延缓华为在其家门口咄咄逼人的攻势，这几乎是对这家中国企业最高的褒奖了。

总之，通过本书，我们终于可以听听这家可能是中国最好公司的心路历程了。

一

华为之所以被推崇，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中国制造”整体的悲催处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大多沿袭了“贸工技”这条道路，希望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法来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早期的海尔、联想、TCL、华为，明星制造企业几乎无一例外。

然而，可悲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都未能成功，中国虽然成为制造大国，但是却沦为了产业链的最末端，只能以高能源消耗、破坏环境及对劳动力的盘剥作为代价，赚取“如刀片一般薄”的利润，大部分收入都被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外公司赚走了。

这让我们在回顾三十年的成绩之时，不免一声叹息。

而本轮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制造的前景不但未有改观，甚而更加的令人担忧，随着新型材料及3D打印机的出现，以及个性化定制成为趋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在不远的将来爆发。据《经济学人》的预测，随着劳动力成本不再是跨国公司考虑的主要因素，很多制造行业将回迁至发达国家。这对核心技术能力缺失的中国制造无疑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能看出华为的价值所在。它是为数不多真正通过自己科研努力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中国公司，在这个意义上，华为是一家可以言说未来的中国公司。

同时，这让那个问题变得尖锐无比：为什么华为能走出来？

但在本书中，作者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却似乎试图证明华为的成功“是常识的胜利”。
如果仅仅用简单的文字概括，华为的成功在于：1.在技术投入上的不遗余力；2.　对客户服务的重视；3.　公平的公司文化和激励机制；4.　居安思危的气质。

这些成功因素近乎常识，却鲜有人能够做到，正因为说起来太容易，做起来才会难，何况需要旷日持久的坚持，畏苦嫌烦，最终小富即安，成为大多数企业的宿命。

然而，为常识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烈——

书中写到“一位工程师累得连眼角膜都掉了，不得不住院手术，才保住视力”，而任正非本人，“从44岁到69岁，任正非几乎24小时开着手机，每年有1/3以上的时间在飞机上、旅途中，奔走在世界各地”。

二

本书还试图去证明：华为的成功缘于企业领导者对企业文化的探索。
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到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这是直到今天都没有定论的事。在企业界，同样存在这样的争论。西方自诞生现代企业之后，逐步形成了西方特有的管理文化，其重视系统、强调规范化的特性使西方企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企业，在“技不如人”的背景下，该如何与西方企业竞争？倘若全盘西化，犹如削足适履，肯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因循守旧，则失去了在未来发展的空间。因此，中国企业必须结合发展的实际情况找到一条东西方相互融合的路子，方是万全之策。
华为堪为此间的典范。华为早期奉行“土狼”打法，用最中国的方法与国外巨头周旋，发展壮大，而当时机成熟，华为则当机立断，毅然决然采用西方的管理思想对组织进行彻底改造，以适应未来的国际竞争。

最终，华为形成了一套兼具西方理念、东方精神的企业文化，而这无疑是华为贡献给中国企业界最为有价值的经验所在。其贡献的“灰度理论”等理念极大丰富了中国式企业管理的内涵。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描述了人类众多文明的兴衰之后，提出过一个意味悠长的问题：对一次挑战做出了成功应战的创造性的少数人，需多长时间才能经过一种精神上的重生，使自己有资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战？

这个设问用于华为十分合适。在某种意义上，华为像极了不断在探索出路的当代中国，它不再保守，愿意在试错中前行，懂得自我批判，并且善于根据实际来调整。可以说，这部讲述华为“道”的书，具有了不少企业经营之外的意义与价值。

三

说到华为，自然不能绕过任正非。

假如没有任正非，华为的成功也就无从谈起。即便在百年中国企业史上，他也算得上是一个醒目的异类。一方面，他勤奋，偏执，性格暴烈，杀伐果断，建立起威震四方的商业帝国；另一方面，他又像极了那些宗教史上的苦修者，通过欲望的禁绝和严苛的规则，来无限接近自己心中的上帝。他似乎证实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除非一个人摈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我个人与任何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关系，没有密切的工作伙伴；与中国任何企业家我没有往来，除了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在20年中有过两次交往外；也没有与任何媒体任何记者有交往。我个人的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寞，找不到人一起玩。和基层员工离得更远一些，为了公司能够平衡，我得忍受这种寂寞，忍受这种孤独”。

通过他写的文章，我总感觉他近乎偏执地跟企业经营的上限斗争，跟自己固有的惰性斗争，甚至跟人类正常的情感斗争，“我天天思考的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这番话算得上企业界对“向死而生”理念的最好诠释，也流露出浓重的悲观主义者气质。

我想，任正非可能根本上确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然而，那些悲观主义者却往往最为积极地改变世界，并且因清醒而存活的更长久一点。“你只能做你想做的，却不能要你想要的。”在阅读本书时，我脑海中总出现叔本华的这句话。

最后，提一下本书的书名。两位作者曾拿着此前确定的书名《卓越与孤独》征求华为高层的意见，一位高层说：有何“卓越”可言呢？华为能不倒下就不错了。此句颇有里尔克“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的风范。满座皆有同感，书名遂定为《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本文作者系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