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0年10月23日，耀邦同志和云南同志合影的一帧照片。照片中有十三个人，请找一找哪个人双腿的裤脚是挽起来的？改革之初，大家的服装十分简朴，党政干部穿中山装，军队官兵着绿军服，但谁会在正式场合挽起裤脚照相呢？这张照片里就有这样一个人，这人就是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

杨善洲同志出身农家，热爱农村，年轻时他就学会了全部农活。10月23日下午，耀邦同志在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等人的陪同下，乘坐直升机，飞到保山视察工作。事前省委通知保山地委的杨善洲等同志在保山见面，汇报工作。当时杨善洲正在龙陵县做基层调研，接通知后，连夜赶到保山宾馆。第二天下午，即23日下午，杨善洲在等耀邦同志到来时，看到承包地的农民正在水田干活，学到的农技在身上不由得隐隐发痒。他索性挽起裤腿，下田帮忙干起农活来。突然机关干部跑来告诉他，耀邦马上就到，他才洗脚上田，跑回宾馆，挽起的裤脚还未完全放下。合影时，杨善洲闪在一旁，耀邦同志一把拉他到身边说：“这才是你的位置。”感谢摄影师为后人留下这一帧生动、朴实的照片。

视察行程和座谈会上，大家议到的几个实践和理论问题至今仍有意义，值得提及。

制定五年经济发展规划

“文革”期间，曾大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其实保山市的板桥镇才是最早的名符其实的“三家村”。东汉明帝时，现板桥镇只有三户人家，故名“三家村”。三国时，相传诸葛亮南征，大军架木为桥，面铺木板，因而更名“板桥”。

解放初，板桥镇665户人家，就有258户人家从事工商业、服务业、食品业；农商兼营户287家，纯农户120家。那时，“马家的银子”、“赵家的牌子”、“戈家的饼子”、“董家的包子”都是滇西南的名牌。集市之兴旺、繁荣为一方之冠。但工商专营户人员仍未超过解放前的总人口比例。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工商业逐渐凋零，“文革”期间走到极致，以粮为纲，形成一种“工农兵学商，大家来栽秧”的荒唐局面。

耀邦同志一行未在宾馆休息，而是匆忙驱车，由杨善洲陪同前往板桥镇，从街头走到街尾。耀邦对集镇的整体印象欠佳，说过这样的话：“凄凄凉凉，破烂不堪，房上长草。”高兴处不多。当他看到农民李克昌自办了一个乐器店，出售小提琴、板胡等乐器时，才露出笑容，夸奖了一句“不错”。视察参观后，他随即和大家座谈，参加会议的人还有公社、生产大队的部分干部，有杨宗林、陈世芳、高文先、董美兰等同志。座谈会开了约一小时。晚饭后，耀邦同志在行署宾馆开始听取地委、行署杨善洲、苏国相、敖道旺等人的汇报。

杨善洲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认为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慢了一些。为了工作更有预见性，地委、行署作了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经济发展规划。这是一个发展农业、发展农林牧副渔、发展多种经营的规划。除了传统的粮、猪、茶产品之外，又加上了咖啡、糖的生产量，人均收入可由70元增加到250元至300元。70元翻一番为140元，再翻一番为280元。保山的规划可谓地区的国民收入倍增规划了。耀邦同志听后十分高兴，他说：“不错，搞到十万吨糖就有出路，收入要达到每人300元以上我才感兴趣。”

在座谈会上，他鼓励保山地区要开拓眼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政策，利用现有人力、资源，力争完成地委的五年规划，他说：“你们（地区）不算小，将近二万平方公里，比科威特还大。但它比你们富得多；你们人口比外蒙还多一点。你们等于一个国家。不要小看自己。”

专区的规划，不叫计划，人们的思维无形中已起着变化。地区的规划也不是空谈，1984年6月13日，板桥镇总支书记万为民在全市会议上发言，说了这么一组数字：1983年人均产粮895斤；集体农业收入，人均155元；各类工商、自营种植、养殖业收入人均225元；集体和自营收入，人均375.5元。三年的时间内，板桥镇的人均收入就是300元的2.5倍。这时人们的收入已逐渐拉开，工商业收入、各类专业户的收入明显拉高。

甚为可喜的还有1983年全镇产粮370万斤，比1978年增长19.3%，平均单产1663斤，人均产粮895斤，向国家交售55.5万斤。农户承包的土地已开始流转。那时的名称叫“土地转包”，地委号召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把土地逐步集中在耕田能手中去”。

自带口粮进市场

计划经济维护、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一大法宝，就是严格划分社会公民的口粮问题。城市人口凭粮票、可吃商品粮，农村人口无粮票，只能吃自种自产的粮食。这种粮食政策，把几亿农民牢牢束缚在农业、农村之中，过去的政策说得尖锐一点就是“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劳动力、生产力是不能流动的。

杨善洲同志长期在基层的工作体验，深知我国经济体制中的这一弊病。他在座谈会上向耀邦同志提出：“全区的小集镇，原来属于非农业人口搞商业的有3000多人。这些人现在成了农业人口，能不能现在就恢复吃商品粮，让他们专门经营商业？”为何有此问题呢？保山坝区由于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劳力大有剩余，农田人均半亩，现在劳力1.5万人，农忙时还有9000人在外搞建筑业，农活并未受影响。

耀邦同志有个算账的习惯，他当即和身边的秘书粗略算了全国的一笔账，结果是惊人的：全国集镇中要恢复吃商品粮的农业人口，要有三四千万人！旧体制的力量强大，但堤坝必须冲破！耀邦同志过去对这一问题有过思考，这时他缓缓回答道：“不能全部恢复。吃农村粮，搞商业，逐步恢复的办法好。”最后，他对云南省委的领导说：“对于集镇，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由公社来管，发展手工业、服务业等；一个是吃粮在生产队，作为生产队搞多种经营的农工商的一部分，用经济办法来搞。”我认为这就是农民自带口粮经商务工进市场的滥觞。浙江的义乌、农港都是农民自带口粮搞起来的新城区。

农民中的能工巧匠吃粮自理，不吃商品粮，是否农村经济就发展不了呢？运用万为民书记1983年报告中的数字为例，只要政策一放开，农民或吃粮在生产队，或自理，农村经济照样有广阔前途。经过三年努力：专营和兼营工商户已从零星小店发展到394户，占总户数的41.7%，其中还有一定规模的种植业大户9户，养殖业大户7户，建林大户1户。全镇还出现了各种形式联合体11家。农村供销社的业务量成倍增长。镇上出现了“个体劳协”组织，带头勤劳致富的共产党员也出现了。昔日凄凉的边疆小镇迅速旧貌换新颜。

这使我想到厉有为同志给我讲的湖北十堰二汽一段往事。上世纪80年代初，二汽有1.5万名复转军人进厂，他们大多数人的配偶子女在农村；从上海、长春支援二汽的，很多老工人的家属也在农村，十堰市一些职工家属有不少也是农村户口的。有些复转军人的家属来到十堰，就在山边、草地搭建窝棚住下，让人见之心酸。为此市委领导王清贵、厉有为给耀邦同志写信，希望中央重视这个事，并提出建议。不到十天中办就有了消息，耀邦作了批示：

我们的户口政策必须接照新的情况加以改变，过去的户口政策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转入城镇，是按照过去的粮食情况制定的。

我们现在要放手让一部分有专长的农村能工巧匠和城镇职工的农村家属进入城镇来就业，从而一方面发展城镇各种生产和服务事业，一方面腾出一部分耕地，从而使农村富裕得更快，这是一个各方面都皆大欢喜的政策。（《厉有为文集》下P13）

细读这段文字，不由让人想起耀邦同志在云南保山对吃商品粮问题的意见。

怎么解决吃粮问题呢？这是调整国家、地方、企业、职工个人几方利益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对旧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就是对利益各方进行调节，进的一方必须有所付出，退的一方也必须得到补偿。耀邦同志的意见是：“问题是一个吃粮补贴问题，即如果将这些人完全转为城镇人口，国家要拿出一笔钱补贴这些人的吃粮。因此，要说明这批人的口粮只能是由国家供应的议价粮。”（同上）

十堰市贯彻这一指示，解决了14415人的城市户口问题，最后检查验收时，竟无一例违纪事件。

人民城镇人民建

我对小集镇的认识理解有限。我认为小集镇是农村、城乡商品交易的中心，从而也是县以下行政中心。中国有一些著名的小集镇在商品交易的旺季，往往可以吸引几个省的农民前来进行商品交易，有的小集镇在中国近代史上还发展成为工商名城。面对着地图上的石家庄、枣庄、周村、辛集，我常做如是想。

耀邦同志到保山地区，他的一个调查题目就是考察中国小集镇的现况与发展。在板桥公社的座谈中，耀邦说了这样一些观点：“集镇繁荣要靠商业，不发展商业，农村经济不会繁荣。我们过去有些政策不太正确。”

当公社汇报说板桥公社大小春粮平均亩产达到1700多斤，人均收入170多元时。耀邦同志接过话说：“粮食产量是算高了，但各项工副业的收入不多。”

耀邦同志在座谈会结束时又讲：“多年来，用农村领导城镇，搞农业社会主义的办法，手工业发展不起来，小城镇发展不起来。……几十年了，现在的县城，除了几个全民所有制单位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破烂不堪，形不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居民的收入也很低。”

耀邦同志当天回到保山后，晚上又听取了地委的汇报，第二天上午继续听取地委的汇报。他看到的情况，是他亲眼看到的情况，听到的汇报，是最基层的汇报。由于农村生产责任制得到亿万群众的拥护，在耀邦同志看来农村的形势要好于城市形势。他在汇报会上对安平生、张铚秀和保山的同志讲：“现在困难很多，你们工作还是搞得好的。大中城市的困难比你们大得多，住房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我们还有外交问题，许多国家对我们希望很大。”

最后，耀邦同志希望保山地委的同志团结，并告诫大家：“你们介绍得不错，很清楚。你们工作做得不错，当然也不要骄傲。”

保山地委的同志没有骄傲，他们还以更高的觉悟，投入了更多精力，把建设保山地区小城镇的工作摆到党委、政府、群众生活的面前。到1984年，保山市对建设小城镇做出总结，并发了文件。我认为有几条总结得非常好。

第一条，要有一个镇人大审议通过的小集镇建设的总体规划。为此必须培训干部，市城建局办了一个小城镇规划培训班，培训班强调三个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第二条，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把精神文明落实到村、镇、厂和学校。强调培训新型农民、环境卫生、环境绿化工作。

第三条，市财政拿钱，不是政府办企业，而是支持农业、工商专业户、乡镇企业发展，发挥低息周转金的作用。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必须要有符合小城镇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的经济。强调“人民城镇人民建”的城建思想。

第四条，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要为小城镇建设“松绑”。规定各区上报的报告，一个月内不做批复就视为同意。

当时的中国，改革伊始，经济发展的任务很重，群众各方面的要求期待又高，当时的政府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市场经济的依靠，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器，缺少资金。因此“人民城镇人民建”的思想就是一种主动、积极、创造性的崭新理念。要把握住的关键之点是受托的政府、官员、群众代表不能腐败。在此理念下，按照镇人大通过的总体规划，采取多方筹资的方法，板桥镇建设了三层楼以上的新房，有医院、区公所、合作商店、地质队大楼、电影院，修了两座小电站，安装了自来水管线。又以民办公助的方式，新建道路，修整街道，修葺文化古迹，筹建综合服务大楼，扩建街头广场，架设街灯，治理污水，疏通下水道，处理垃圾等等，还就势开展整治脏乱差等卫生环保行动。

1980年后，保山地区的领导就开始宣传“离土不离乡”的理念。镇、社、生产队自主地把土地投入到城镇、集市的建设用地上来。经营性的设施，土地是作价的，如兴建“板桥联营综合服务大楼”。公益性的设施土地则是划拨的，如板桥的“教学大楼”。板桥居民对这些措施无不称快，大得人心，建设速度很快。这里对违章建筑也有强行拆除的事例，奇怪的是，由于广大群众支持，形成的强大舆论态势，最后都能合理解决。没有今天那种暴力相持的情况。

提倡小城镇建设

根据保山地委当时的记录，有段情节应该一提。

24日上午九时许，耀邦同志去思茅。当天是县城街子天，耀邦同志乘坐面包车出县城南门时，“赶街的人很拥挤，木柴、蔬菜、水果和各种农副产品摆了很多，手扶拖拉机、手推车、自行车、牛、马一时阻塞了行车通道，指挥交通的同志要群众让路，耀邦同志对驾驶员说：‘开慢些，慢些，不要赶群众，挤是好现象，东西多。’耀邦同志乘车到机场进口，老百姓照常在候机室楼后面的场地上晒谷子，没有因车队而受到惊动。”

耀邦回京以后，于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又提到云南保山的板桥镇：“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城镇，破烂不堪。云南的保山县有一个板桥公社，粮食单产高，亩产一1700百斤，确实是个好公社。……现在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

同年12月，《红旗》杂志刊出评论员文章，开篇就以板桥镇的落后状况为例，提倡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小城镇建设。

耀邦同志在保山谈商业，谈商业小镇，谈商品流通，他还不知道，他所在的保山在西汉就叫“不韦”县。秦国的吕不韦，或他的子孙就被迁徙于此。保山往西翻过高黎贡山就到云南边镇腾冲。这一路段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最南段，应该说，张骞在中亚看到的蜀锦筇杖就是从这里外运的。去年有幸，我也踏足过高黎贡山丝绸之路的石板山路。吕不韦是中国最有名的商人，他的商业活动无处不入，最后竟成为秦国的权相。很难想象他及他的家族后代会对身边的丝绸之路，没有技痒涉足的瘾头。这一切都是古时的商业辉煌，衷心祝愿今天我国的商业活动、商业名城能营造出更高的商业文化、商业文明。

我国现在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已和城乡居民的生活、生产呼吸相通，血肉相连了，其规模也更大了。这项世纪工程有成绩，也有矛盾，更有困难。回顾三十多年前保山小城镇建设的故事，还是极有教益的。今天党中央号召全国党员学习杨善洲同志，本文发表的这帧照片就是一份珍贵的教材，他和耀邦同志这段交往也是一段感人的历史。中国要改革，我们不但要解决为什么要改革的问题，也要解决怎样改革的问题。怎样改革呢？首先需要一大批忠于人民，敢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一生的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为民履责，率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