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学博士

zjphhh03@gmail.com

2011年11月21日，顶着中华民国总统头衔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以个人名义起诉他的对手，侵害了他的名誉。这时候，他不是总统，而是公民。面对不白之冤，他求助于法律，而非特权。

这个案子，起于台湾《壹周刊》5天前爆出的一则猛料，指责马英九“踩黑金地雷，密会地下赌盘大亨”。这份台湾岛上家喻户晓的八卦媒体，援引不肯透露姓名的匿名人士的话说，现任总统马英九，在两个多月前的某一天，在嘉义市长的安排下，在嘉义市长的家里，秘密会见了某个当地著名的赌盘大亨，寻求政治献金，请他操纵选举。《壹周刊》还煞有介事地说，马英九跟赌盘大亨称兄道弟，问候对方“辛苦了”。

此时，距离次年5月的总统大选，不过半年，作为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要赢得选举，必须撇清自己和地下赌盘大亨的关系。地下赌盘，对选情的影响，有时候超过政党在民间社会的组织动员，但是，因为沾染了“赌”，总是不那么光彩。

在野但是渴望执政的民进党，看到《壹周刊》的爆料，无异于小猫见到了鱼腥。民进党的新闻发言人在电视节目上，不但批评马英九密会地下赌盘大亨，还添加了一个细节：马英九向这个地下赌盘大亨募款3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大概7500万元。

在此前后，涉案各方纷纷否认：国民党批评《壹周刊》一派胡言，全是造谣；那个嘉义市长指责《壹周刊》莫名其妙，子虚乌有；那个地下赌盘大亨，也站出来否定自己那天密会过马英九，他晒出那天的行程单，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跟谁聊天，跟谁喝咖啡，跟谁吃饭，说得清清楚楚。可是，民进党根本不理睬他们的驳斥，借题发挥，不依不饶，用国民党的话说，就是坚持抹黑国民党，谋求选举利益。

自称干干净净的马英九急了，限定民进党和《壹周刊》三天之内，澄清谣言，公开道歉。三天道歉期限刚过，马英九发表了六点声明，指责《壹周刊》与民进党捏造事实，误导视听，他表示“本人有绝对的自信，所作所为均能经得起外界最严格的检验”。

马英九在声明中表示，为了维护他的声誉，遏止负面选举文化中的恶质选举，他决定以个人名义起诉民进党及其新闻发言人“妨害名誉”，要求他们赔偿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的精神抚慰金，并在台湾四大报刊上刊登道歉启事。由于民进党主席是民进党的法定代表人，所以，马英九将梁文杰和民进党主席列为共同被告。

有意思的是，此事皆因《壹周刊》而起，马英九却没有状告《壹周刊》。他解释道，身为国家元首，以总统高度不宜向代表第四权的媒体兴讼，以免给民主社会留下不好的示范。但是，他对《壹周刊》滥用新闻自由，伤害新闻媒体的公信力，表示遗憾，并予以“严正谴责”。

台北地方法院受理了原告马英九的案子。此时，总统马英九变成了公民马英九，公民马英九变成了原告马英九。在这起普通的民事诉讼中，他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与民进党及其新闻发言人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案子作为这个系列专栏的最后一个案件，是因为在任总统把自己打回原形，由元首变成了公民，道出了总统的真相。

总统是什么？总统是一个称呼，指的是共和制国家的国家元首，你也可以叫他们主席，你怎么称呼他们都可以。但他们，必须是民选的，有任期的，受宪法约束的。与君主制国家的皇帝不同，总统首先是一个公民，不是“天子”。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总统的权力不是“神”或者“上天”授予的，而是全体公民授予的，全体公民是委托人，总统是代理人，宪法是总统和全体公民之间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总统在宪法的授权范围内，根据全体公民的指示，履行受托义务。对于总统来说，你在授权范围内履行受托义务的时候，你才是总统，反之，你就是一个普通公民。

马英九之所以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去起诉对手，是因为竞选总统不是履行受托义务。既然竞选总统是以公民个人名义进行的，与履行受托义务无关，被人造谣中伤就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你气不过，你担心竞选总统的私事被造谣中伤者搅黄了，你就自己花钱聘律师，自己去告。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想当年，蒋介石父子作为台湾岛上至尊无上的元首，怎么可能以公民个人身份，以平等的法律地位，起诉其他公民和政党？元首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蒋介石去世的时候，那阵势，就是古代的皇上驾崩，凄凄惨惨、悲悲戚戚，形同国丧。在中国大陆，毛泽东去世的情形，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彼时彼地，元首不是公民，而是伟大领袖，或者说是没有加冕的皇帝。

中华民族是个盛产皇帝的民族，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家，古代汉语说“朕即国家”，现代汉语说“帝国”，都是一个意思：皇帝的国家，国家是皇帝的。对皇帝不敬，就是大逆，夺取皇帝的权力就是谋反，谋反和大逆，在帝国历史上是十恶不赦株连九族的死罪。辛亥革命前夕，清朝皇室颁布新刑法，虽然皇室与国家首次分开，颠覆国家与侵犯皇室是两个不同的罪名，但侵犯皇室罪依然适用最残酷的“斩立决”。

辛亥革命胜利了，清帝退位了，侵犯皇室罪因为与共和精神不一致，也被民国北洋政府给废止了。然而，皇帝思潮并没有随着总统的到来偃旗息鼓。1914年，民国的立法者竟然在刑法草案中增加了“侵犯大总统罪”，试图对大总统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给予特别保护。同样一个行为，侵犯的是普通公民，可能啥事没有，侵犯的是大总统，则变成刑事犯罪。很明显，大总统与普通公民是不平等的，这与皇帝的差别，无非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那时候，立法也像今天一样，需要给出理由。就侵犯大总统与普通公民不同罪这件事，立法者说，大总统是国家元首，与国家休戚相关，必须得到举国上下至高无上的尊敬。他们还环顾宇内，说，瞧瞧美国、法国，他们都是共和国体中的先锋模范，对于本国元首的尊崇，都到了“极致”的程度。

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颁行《刑法》，“侵犯大总统罪”才恋恋不舍扭扭捏捏地退出了刑法草案。想想也是，顾名思义，国民政府是全体公民的政府，怎么能让大总统凌驾于公民，对他们进行特别保护？这样干，岂不让大总统与普通公民的关系，退回到君主制下的君臣关系？

遗憾的是，这不是国民政府删除侵犯大总统罪的理由，他们的理由是：国民政府由委员组成，采用合议制。按照这个逻辑，国家不属于总统，属于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的委员们。这个混账逻辑，在国民党大员提出的《危害党国紧急治罪法》草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表面上，这个惩治危害党国的法律草案，相对于清末皇室规定的侵犯皇室罪大有进步，但是，在对国家权力归属的理解上，不比清帝高明多少，清帝说，国家属于皇室，国民党说，国家属于我们国民党；清帝说，谁侵犯皇室，就“斩立决”，国民党说，谁跟我们国民党争天下，就治谁的罪。

若不是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在台湾岛上实现了还权于民、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共和梦想，难以想象，马英九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诉诸台北地方法院，为自己讨要名誉权。还记得当年总统蒋经国被人诟病的“江南案吗么？对待总统的名誉，蒋经国想到的不是起诉，他的部属想到的，是杀人灭口。

大半年之后，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公民马英九胜诉。法官认为，那个新闻发言人也是台北市议员，言论影响比普通公民大，对消息来源的查证能力，也比普通公民高，可他并没有妥为查证，过失侵害了马英九的名誉权，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民进党作为那个新闻发言人的监督人，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鉴于马英九已在选举中获胜这个事实，法官推断新闻发言人的不实言论，对马英九的名誉损害不大，再要求登报道歉，没有必要。至于说，马英九所要求的精神抚慰金，法官也觉得太高了，给他打了个1.5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