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9日，在梁启超《新民说》创作110周年之际，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经济观察报、凤凰网共同联合主办的“新民，一个未竟的使命”主题文化沙龙，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拉开帷幕。

110年前，梁启超先生发表《新民说》，犹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一个世纪前，中华始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加之救亡与启蒙之冲突，新民之道，实未完成。然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新民”，仍是一个未竟的使命…… ——编者按

“近代”是一个困局，中国身陷其中，被囚于此。如何挣脱突围，是对这个民族智慧的考验。它关涉两个问题：如何认识自我历史的价值，以此来重新评估祖传的智慧是否管用；如何审视造成这个困局的西方，包括它的器物和典章制度。

毫无疑问，中国自遭遇西方开始，就从未间断对它的打量与观审。但如何观看西方的模样与价值，是与重新估价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在同一个空间而未必在同一个时间线轴上进行的。这就形成了一种“中与西”、“新与旧”的复杂关系。这其中，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想为之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中国人有关宪政的观念和表达与对西方的看法有关，与西方身在的那种“优越性”有关，或者说与西方“强”、中国“弱”的事实以及中国对这个事实的体认有关。“宪政”的思想与语言被中国挪用，不是用以表达西方问题，而是中国问题，这是中国宪政思想之所以为“中国”的最直接的意思。“挪用”是中国构造自己新的心像时对西方的一种免费借取，无需返还。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中并不具有这样的思想，更没有以此为轴心所形成的完整体系，它也是喻指中国历史“非优越性”的一个政治性表征。

但是，无论中国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中国宪政思想并不讨论西方宪政原理的“学术合理性”，而是思考其学说与制度之于中国社会、国家的“日常合理性”。简言之，中国宪政思想对西方的宪政原理不是研究，而是挪用。当然，它有自己的眼界、自己的盘算和选择。它对一个内部自洽的宪政概念没有兴致，它的重心是在西方宪政学理中掘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中国宪政思想的核心不在宪政，而在宪政能够带来的结果。

具体说来，真正吸引中国宪政思想的是西方宪政原理中所含摄的有关“民”的那一部分。在它看来，公民的锻造（新民）是生成现代国家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没有公民这样的主体诞生，中国就决无“现代国家”的资格。也就是说，西方宪政的内在性并不必然是中国宪政思想的核心。宪政作为一种防御性制度，其本质在于防范国家权力这一点，中国思想是知道的，但它更看重为其提供基础的“代议制”。正是代议制民主关涉了一个中国思想最为关切的问题：中国之民怎样才能团结成为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共同体。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共同体才会像西方那样发挥无限的能量。

换言之，由西方宪政原理激发出来的有关“民”的思考，是以这样一个日常事理为前提：为什么一个人口足够多的国家抵不过像英国这样的一个“蕞尔岛国”呢？为什么“寡不敌众”这样的常理现在的意义却翻转了呢？愚人只能看见枪炮的厉害，智者却能悟出枪炮之手的分量。

这一切都可归结为“民”的不同。“民”在构造现代国家中的作用被中国思想不断的想象：“民”首先是作为“上下”关系中的一方而被发现，这是中国近代早期对“重民”传统的重述，当然，这种“重述”行为本身是由西方的宪政原理所激发；“民”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自身应该具有的资格，民与民之间的关系构成都为中国思想重点讨论，思想者把这样一种思考附置了一个中国化的概念——民权；当行“开明专制”，还是举“共和革命”，“民”的资格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即便共和革命之后，有关国民的“心理建设”也一次次被历史凸显出来；由“民”到“平民”价值的发现，“民主”便成了五四文化的另一个重心；从“平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中国宪政思想最终塑形了自己的范式。

一

近代中国在为自己的“现代国家”构图时，存有一个既定的格子：格子的中央是强大的优胜者——西方，贫弱落败的中国则被挤在格子之外。然而，中国无论处境多糟，它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尾闾。中国曾是另一个世界的主宰，它把这个世界称作“天下”，而自己则是这个世界的首都。这两个不同世界的“相遇”以及相遇的方式，是生成中国无尽烦恼与纠结的真正根源。一方面，中国不得不从心理层面而不是从姿态上真正面对西方；另一方面又不能彻底与自己的文化历史割断，无论传统被看作负面的障碍物，还是看作一种可以援用的资源都是如此。面对西方的同时，也得面对自己的过去。中国思想的这种不断“转身”的特征在梁启超的身上尤为凸显。

梁启超一方面把西方（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作为构造中国现代国家的材料，一方面又从自己历史文化中检省这些材料。他通过“重构”西方和“重述”中国传统的方式，找到了中国建造一个“新国家”（现代政治共同体）之道，这就是“新民”。

“新民”成为梁启超思考问题的重心，这与他接纳西方的“国家有机体说”有关，与他熟知中国古老的重民思想有关，也与他身处的境遇有关。梁启超参与过清政府的政治改革，并在舆论和政策性方面起过重要的组织作用。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政治能力的训练，也使他熟悉了中国的官场，以及身在这个场域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各种嘴脸。改革失败以后，他不得不亡命于日本。由官僚们推进的改革以及改革失败带来的沮丧情绪，使他对至上而下的改革失去了信心。他被迫或主动把目光转向了与政府好坏直接相关的民众品质与能力问题。《新民说》是梁启超思想中最重要的文字，也是他创制新国家的主要思路。《新民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他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上。正如论者所言，与其说《新民说》是《新民丛报》刊载的文字，不如说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才创办了《新民丛报》。与他早期的文字不同，《新民说》设定的阅读对象是中国的“民”，而不是“官”。对此，他自己也有一种矛盾的心境：既献身于中国民众的启蒙和舆论的导引与教育，又希望清政府能够宽容这种启蒙性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新民”事业对国家有利，对政府并不冒犯。

他的主要用意在普通民众：一种类似于西方公民这样的国民的造就是中国成长为现代国家的先决条件，这个信念曾一度支配了他所有有关政治问题的思考。然而，他也清楚，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能读到、读懂他文字的人并不多。“满街都是睁眼瞎”是困扰他的新民事业的最大障碍。他的真正用意是对他的同道们——有知识的中国青年——进行现代性的启发。为此，他还创造出了一种能够表达这种启发的文体——“笔端常带感情”的书写方式。然后，这些被他思想武装起来的年轻人再去做开发他们同胞的事。他写《新民说》的时候只有29岁。他是青年的同道，也是一个高于同道的青年。《新民说》大体可分为三个篇章：总论；第5节至第17节；第18节至第20节。整个文本是由断断续续的文字集合而成。从总论部分到17节，文本有一个统一的逻辑结构。问题的论说既相互统摄，又相互缠绕，自始至终都有一个清晰的论旨通贯于其间。18节以后则是作者造访新大陆回来后形成的文字，只有三篇。虽然作者本人将其附缀于17节之后，作为整个文本的一部分，但这三篇文字，无论就其言说的对象，还是言说的主旨都与前此不同。如果前面的部分是吁请知识青年同道如何为中国的新民事业效忠，那么后面的部分首先是对同道身份加以识别，其用意是告诫那些同道之外的家伙们勿要误用了这一事业。前者是启发式的论说，后者是论辩式的训诫；前者是写给同道看的，后者是说给革命党人听的；前者让人如何做新民，后者则是警告别革命。

梁启超既继承了中国有关“民”的叙事传统，又超越了这个传统。在他那里，“民”已不再是单纯的统治对象，而是以主体的姿态现身，这个“民”对应的是国家。国家与其国民的有机联系，既是梁启超的叙述策略，也是其文本构造的主要方式。国民质量决定国家的好坏，则是《新民说》的主题。《新民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锻造现代国家的前提必须首先要改造国民，他把这种“改造”的任务称作“新民”。“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久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其所本无而新之。”这便是新民之“新”所依据的原则。

梁启超的“新民”建构所依据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当时中国在西方面前的劣等地位——一个被西方列强肢解的现实国家，中国缺乏西方意义上公民以及公民意义上的协调能力。否则，一个大国以及它的民众在西方面前为什么会一败涂地？

如何面对这个事实？梁启超选择的是用西方的普遍性作为自己的策略，重塑自己的同胞，并提出了这种重塑的意义。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民众首先必须具有公德，这是他“新民”方案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当然，把西方的优越地位与中国的悲惨境地对照作为问题出发点时，夸大西方思想文化中的优点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罪过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非常明显。读《新民说》的那些段落，心里甚感不快，但我宁愿把它看作是梁启超的一种极端修辞策略。《新民说》有其自己的叙事策略：它把西方（包括明治日本）列在右边，而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放在左边；一边是好的榜样；一边是坏的典型；一边用好词加以表达；一边用坏词加以形容。要注意的是，当梁启超在表扬西方的时候，他更多的不是为了证明中国有多坏，而是为其找出一个可以效法的目标；当他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行鞭笞的时候，只是为了说明中国的不争气，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主义。他把中国的过错更多的归结为中国历史对自己“正确”的东西的“背离”，而不是根上的坏死。他把孔子、孟子、荀子、王阳明、曾国藩看作是这种“正确”的源泉。在他看来，中国落伍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没有听从圣人的教诲，仿效圣人君子的正确做法，中国是被那些自称孔子学生的末儒佞徒给弄坏的。

梁启超引述中国的古典并不是为了让其支持他的西方式的新民计划，而是提醒读者在成为新民的过程中不能忘记对中国圣人君子的效仿。梁启超“新民”文本中的孔子、曾国藩在策略上应是作为克服中国服膺西方中心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不适感、自卑感必备的一种解剂，它也是中国宪政思想之为“中国”的源泉。

二

梁启超的“新民工程计划”不是因为清政府的打压而失败，也不是因为太他过高估西方和日本的价值而受到抵制，其沮丧的情绪恰恰来自那些与他差不多的知识青年，也就是在《新民说》的后三节中，被他剔除出同道行列的那些家伙——革命党人。那些青年跟他一样，也是刚刚被西方和日本的“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年轻人，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等。与他不同，他们与中国的最高权力圈子从不沾边，是远离中国权力中心的一批汉族知识青年。他们只知道官场的黑暗，却没有机会感受这种黑暗；他们只知道官僚们愚顽颟顸，却并不熟悉他们的嘴脸。他们焦灼的情绪等不得梁启超那种慢腾腾的“新民”计划。推翻那个糟糕的异族政府对他们更具吸引力。况且，革命的狂热和激情也更能抓住热血沸腾的汉族知识青年的心。梁启超知道他没有能力说服他们，但理智又在提醒他——不能让他们蛮干。而那些向往革命的青年对梁启超的喋喋不休也早已不耐烦了，“纷争”是不可避免的。

到底是要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还是继续“新民”的工程？梁启超与革命青年之间展开了互吐唾沫的口水战。争论的焦点是中国能否进行革命，包括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种族革命”是其关键，因为如何看待现实的满族政府是双方无法绕越的问题。

双方都清楚，革掉满族政府是一回事，革命以后中国会成什么样子是另一回事。虽然孙中山曾设想排满革命与共和革命两个目标可以“毕其功于一役”，那也只是为推翻满清的一种宣传意义上的修辞策略，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理性主张。作为一直主张通过新民途径达成现代国家的梁启超来讲，他必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弄倒了满清政府，然后呢？”

要申明的是，梁启超反对革命与革命党主张革命的争论并不在一个逻辑链条上。革命党人的革命更多是因为他们无法容忍一个把国家弄到如此地步的“异族政府”，改朝换代是他们的目标。梁启超反对革命，并不是出于他对满族的热爱，更不是因为他喜欢这样一个政府。相反，他非常憎恨这个政府，因为正是它，使他流落异国他乡，成为一个亡命天涯的人。他是基于另一种判断：在现阶段，弄死这个政府的结果比现在这个样子会更糟。因为人民还没有做好弄死它以后的任何准备。

现时的梁启超对他的人民的失望比他的《新民说》的谨慎态度还退一步。从《新民说》的谨慎乐观到现时的极度悲观与他访美的感受与体悟有关，《新大陆游记》则是这种感受与体悟的直接流露。他通过与在美的华人社团的接触，更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能力失去了信心。那些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长期受美国民主与宪政的熏染与教育，本该具有他称之为“新民”的德性和能力，结果却使他非常失望。在美的中国人尚且如此，遑论中国的一般民众？

与梁启超的沮丧情绪形成鲜明对照，那些革命的知识青年则是极度乐观。他们不能容忍梁启超这种“泼冷水”的做法，更不愿意让已燃起来的革命激情被这凉水浇灭下去。中国民众真的缺乏政治能力吗？在这个问题上，革命党人显得矛盾：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民众政治能力低下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同意梁启超的这种说法。这就出现了如下情况：他们既要赞扬中国民众，又要引导和训练他们。

面对来自于梁启超的驳难，一味回避能力问题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他们也提出了民众能力训练问题，但他们把这种训练不是寄放在现政府那里，而是革命本身，革命就是最好的锻炼。他们也使用“开明专制”表述问题，其意义却不同于梁启超。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是为了阻止排满革命，革命党人的“开明专制”则是为了证明革命的正当性：通过革命的速成方法做到“五年小成，七年大成”，在短时期内使民众的政治能力得到提高。这里可以见到革命党“约法”理论的影子了。从约法理论到后来的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过程论”，革命党人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呢。

所以，无论他们之间有何分歧，中国民众的素质与能力是双方都无法逾越的障碍。革命党人的盲目乐观与梁启超的极度悲观之间蕴含了某种相似性：对革命知识分子而言，在高估中国民众的精神和能力的背后隐含着某种担忧，正是这种潜在的忧虑催生了他们后来的约法理论以及“革命程序论”。对梁启超来讲，由于对民众的失望，把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在“开明”的政府身上。改造一个政府使其具有“开明”性质，与革命者希望革命后能有一个“开明”的过渡时期，在逻辑上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满清政府无法具有开明性质，梁启超知道那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落空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只与那些想蛮干的家伙的论战时才有用；而革命党人在能够保证革命后的开明性质上也并未拿出足够的证据，共和革命无法保证革命本身的共和性质——这是以后的中国经验提供的。

◆下转51版

◆上接50版

这是一场有关中国前途的论争，然而，争论引用最多的却是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理论和观点。他们的理论或许能够说明他们的问题，但它不大可能为中国提供药方。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是，中国的载湉不是日本的天皇；“开明专制”可以用来说明明治天皇，未必适合描述中国的历史。这说明这场所谓的论战多么缺乏理论准备，既不像美国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有关美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国家的理论对峙，也不像传统中国儒学内部有关“正统”的争论。它夹杂着唾沫星子的人身攻击和意气用事，更像是一次吵架，而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深思熟虑的政治论辩。要强调的一点是，关于中国民众素质与能力的争吵，中国民众并不在场，而是由梁启超和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代他们出场。

五

梁启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导师。他的书写方式，以及他对中国传统与历史怨恨式的抨击，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五四青年提供了养分。“少年中国”、“奴性”、“国民性”等时髦词语也使五四青年直接受益。梁启超的“新民”在五四青年那里变成了“新青年”——一种被仔细挑选出来的“民”。“新民”与“新青年”在其启蒙的理路上是一致的：梁启超要求的“新民”，是其理想的目标，中间的过程还是由他的读者——知识青年首先完成启蒙，然后再去接替他的工作。启蒙不是单干，而是有了觉悟的知识青年群体共同的任务；“五四”人则直接把这个重任交给了“青年”，即经过了新生的青年。

不同的是，梁启超的“新民”是在有条件地保留中国古典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工程；五四人的“新青年”则是对中国的现实与过去一块诅咒，把中国的传统与文化一锅端。梁启超的“新民”原则是为孔子、孟子等预留了位置，而五四人的“新青年”则是连根拔掉。他们的不同，主要不是在对待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态度上的差别，而是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五四”精神最为完美的体现即是跃入现代的渴望。他们“跃入”的方式与路线则是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时间性”，即一种线性的历史观。瞿秋白说过，“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的差异”。一边是急等跃入“现代”的中国和它糟糕的历史和文化，一边是现代性的西方。

五四知识分子与其前辈梁启超一样，这种强调“时间性”的修辞策略，还根源于他们自己在国民中所处的优越地位。这种地位与他们在西方或明治日本所受到的一种劣等情结的强烈折磨是一致的：梁启超也好，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也罢，他们大多都在欧美或日本呆过。我们不难想象当年拖着一根长辫子的严复走在大英街头的那种感受。祖国的屈辱，必须由他们的那张黄脸来承担。他们一面被冷漠地耻笑，一面又必须在思想和观念上与西方和日本站在一边。当他们想用西方的思想武器驱赶自己劣等情结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祖国等待启蒙的无知大众从心里更是看不起。他们在激烈地中伤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深具优越感地俯视着中国大众。他们严厉地剖析中国的“国民性”，但他们很少反思自己。因为作为“批评目标的”人民大众并不包括他们。他们是凌驾于大众之上的一些人。

这些人就是已经被“新”了的“青年”。他们自己在“新化”了同时，也用他们的“新知”启蒙处于混沌中的青年。只有这样，青年才能在“时间性”的进化中承担其再造中国的使命。

当然，对“青年”的这种热度注定不会保持太久。因为青年的“活力”终究不会单独转化为现实社会的整体进步。相反，苏俄的劳工革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中国第一次作为战胜国出现在世界面前，成为激发五四知识分子有关“劳工”想象的契机。因为真正代表中国参与战争的，并不是中国的军队，而是由十四万北方农民为主组成的中国劳工，被协约国称为“中国劳工旅”。他们为协约国西线战场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有的则直接参战，有许多华工最终葬身于异国他乡。劳工被五四知识分子看作是胜利者的代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是对劳工的颂歌。许多知识分子把协约国的胜利也看作是庶民的胜利，平民主义的胜利，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响声。他们共同欢呼一个平民主义时代的到来。

然而，就是那个为五四知识青年热烈拜请的老师——西方——在巴黎和会上再一次傲慢地羞辱了中国，他们把中国的利益出卖给日本。这是一盆无情的冷水，浇灭了五四知识分子所有有关“新青年”的幻想。这是他们反省自己的机会，西方给予他们在自己人民大众面前的优越感，这时却让他们无地自容。他们不得不把服膺西方的“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转变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的“五四”。

与此相反，列宁领导下的“劳工国家”却给予了这个饱受屈辱的国家以极大的同情，苏俄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敢姿态也给苦闷中的五四知识青年带来了新的光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空当，就已经开始关注“工人”和“农民”这类庶民下层之于中国的意义与价值：“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珍贵呢？我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珍贵。”（《独秀文存》）

一切都被颠倒了：这以前，五四知识青年指望“新青年”们能够指导他们的人民大众，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主体；现在，“工人”和“农民”成了主角，他们不但是这个世界“最有用的人”，而且他们也应该统治这个世界。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就是与他们混在一起，打成一片。

至此，中国宪政思想中有关“新民”的计划也就此打住，中国的历史进程驶入了另一个阶段。

从晚清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中国建构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资格与身份问题。梁启超的新民构想以及他与革命党人的论战自不待言，就连共和革命之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为中国国民如何能成长为现代的公民而煞费苦心。“五四新文化”是一场真正改造中国国民性的运动。那些激情满怀又悲愤满腔的知识青年，试图从文化的根子上改造中国，因为他们知道，现代政治以及有能力参与的公民主体必须通过新的文化来培养。他们描绘出的是一个具有强烈西方化色彩的方案。

然而，那个身外世界的种种事件打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计划。特别是苏俄劳工革命的成功，以及那个政权所释放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意识深深感染了在屈辱中苦闷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那些最先作为现代启蒙对象的下层庶民取代了启蒙者，成为中国未来的主角的时候，中国有关现代公民的培育方案便终结了。那些启蒙者有的离开了启蒙的行列单干了，有的则加入了工农的队伍，成为他们的领导者、革命者。一场翻天覆地的暴风骤雨在中国的大地上滚滚而来，这预示了一个别样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共和国将要横空出世。这是李大钊所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稍有不同的是，这里的“环球”被改指“中国”。（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