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缘 尽管订单不理想，但还是要感谢辛苦一年的工人们。
对于珠三角的农民工来说，过年的关键词除了“春运”和“讨薪”外，眼下又多了一个“团年宴”。
1月29日下午，万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平时热闹的厂房有些安静。离厂房不远的酒店外，却是另一番热闹场景。“待会儿厂子要举行先进表彰会，晚上是团年宴，我们可以放假一个下午。”在酒店外排练的员工说。这位女工晚些时候要和另外20多名工人一起领唱厂歌，要统一穿上天蓝色的厂服。“本来我还特地买了新的衣服来吃团年饭。”她的神情又期待、又遗憾。
万怡位于佛山顺德大良安利工业区，专注做家用梯，鼎盛时期有大约1000名工人，98%的产品都外销欧洲。在这个工业区，类似的工厂有几十个，那些厂房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约12万打工人员。“广东四小虎”之一的顺德作为当年南下打工的桥头堡，户籍人口约200万，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近半，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虽然离春节还有十几天，不过为照顾提前返乡的一线员工，万怡将团年宴提前，并每人派发了一整袋饼干瓜子糖做年货。“受欧债影响，我们去年订单量不是很理想。但工人辛苦了一年，还是要找个漂亮的酒店聚一聚，感谢一下。”万怡董事长周克海说。
这次团年宴一桌菜价格为820元，加上酒水，每桌开销接近1000元，相当于人均消费100元。
万怡以前的团年宴多在工厂院子里举办，请餐饮服务公司提供酒菜，人均消费不足60元。
今年加码团年宴背后，是持续发酵的招工难问题。
在周克海的记忆中，2009年后，火爆的招工点逐渐冷清下来，工厂也需要不断地在门口贴出招工广告，但有时仍招不到合适的工人。之前是工厂挑工人，现在转变成工人挑工厂。每逢春节，人手不足的状况让他和其他企业老板尤为头疼。
新员工不好招，资历较深的一线员工又在不断流失，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一个熟练焊工月工资可以达到4500元。不仅工资要和市场看齐，员工福利也被迫加码。万怡新盖的员工宿舍楼配套有食堂、运动场、活动室，工人下了班可以打兵乓球和唱卡拉OK。顺德的酷暑颇为难熬，工厂给每间宿舍都装上了空调，并发放电费补贴。
为迎合年轻员工的需要，万怡给新的员工宿舍安装了网线，还计划将一个办公室空出来专门做网吧。“网吧太受欢迎了。”万怡公司管生产的任仲感慨，招工时介绍工资待遇、公司规章时场面都比较沉闷，但一听到工厂要装网吧，工人们立刻就来了劲。
“我们给所有岗位的员工评选先进的机会，而且不管你工作性质是什么，只要给工厂提出好的建议，都有机会得到科技进步奖。”周克海说，曾有一个普通一线员工提出在循环水系统上加一个砖头挡水，每年帮工厂节省了数万元的水费。
团年宴当天的重头戏是给员工颁奖，一轮又一轮，周克海不厌其烦地和员工握手、发放奖状奖金、合影。“希望他们能感受到工厂的福利和诚意，长期留在厂子里。”
下海创办工厂15年，周克海必须面对招工市场变成劳方主导的局面。
张全收也要面对这个局面。他2004年创办了全顺劳务派遣公司，以“企业管生产，我们管吃住行”的方式为企业“输血”，农民工规模从最开始的数百人壮大到现在的16000余人。他也被冠上了“农民工司令”的称号。
一谈到员工福利加码，张全收语调颇为激动：“十年前招农民工，宿舍连风扇都没有；现在一定要空调才满意。过去一日供应两顿正餐，现在一定要一日三餐，而且顿顿都要有肉。”吃、住两大问题解决后，张全收还要给农民工配备娱乐设施，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室“一个不能少”。他说，90后在生活上更为挑剔，对工资要求反而是其次。
张全收2010年把生意重心转移到河南，当时随着富士康搬迁的供应商向他要几十个工人，短短两年已发展到上万人。经常给农民工讲课的他对经济形势把握很准确，他反复说珠三角在腾笼换鸟，要把附加值低的工厂转移到内地。“就像果岭一样，之前什么果树都种，现在要挑好的果树。”他表示。
当然，并不是所有工厂都提高了团年宴标准，经济不景气是悬在制造型企业头上的一把利剑。叶经理所在的一家中山小型塑胶厂去年第四季度初就大幅削减管理预算，包括取消年会和评奖。“现在首要任务是接到订单、把工厂运作起来，大家都能吃上饭。年会之类的福利都是生存以外的事。”叶经理说，他们公司在过年前10天便让工人放假回家，年后要过完元宵节才陆续开工，订单不足的困境让近5年来忙得团团转的叶经理忽然有了一整个月的空当。
塑胶厂2006年创办，过了两年好日子便遇上金融危机，之后又遭遇产业转移。一些大的工厂受内地低成本和政策吸引，搬迁到内陆省份，而依附于这些大厂的小供应商，开始经历寒冬。
工厂搬迁成本大，但工人却可以“用脚投票”。张五艳去年回家时发现，家乡忽然多了很多新工厂，主要是针对内销的食品厂、服装厂。对于不愿意寄人篱下的年轻人来说，家附近的工厂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张五艳2006年刚入万怡时只是一线的品质管理工人，现在晋升为采购部业务员。她来自湖北孝感，17岁便到珠三角打工。10年后她已在顺德结婚生子，安下了家。“刚打工时工厂环境很差，厂房的路坑坑洼洼，旁边乱七八糟地摆了很多东西。那时做品管要检查出品的质量，如果查出不良品，反过来还会被人骂。”张五艳说，现在一线工人素质提高了，工厂管理也有了很大进步，不会再出现之前难堪的一幕。
“7年前我很少吃团年饭，当时能按国家规定春节放假就不错了，没有奢望过农民工也可以和领导坐在一起，吃个饭开心下。”张五艳是家里第五个孩子，她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到珠三角打工，也都安顿了下来。今年过年她不会回湖北，他乡和异乡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17岁出来打工时只是想着赚了钱过几年就回去，但现在根已经扎在这里，为万怡做事也不错，工厂的福利提高了很多。”张五艳在团年宴时主动向领导敬酒，10年前她很难想到会有这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