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文

法德和解的启示

仇恨没有未来。这句话，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2004年6月6日纪念二战中盟军登陆诺曼底60周年时讲的。这一天，包括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内的16个国家首脑出席了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的纪念仪式。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也出席了纪念仪式。

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盟军集结上百万兵力，发动陆海空三路攻击，在枪林弹雨中与德军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抢滩登陆战，无数盟军官兵葬身大海和海滩。经过几天几夜激烈鏖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向德军发起纵深反击，最终取得二战胜利。

2004年6月6日旭日东升之际，几百名二战时期的老军人站在诺曼底海滩默哀，悼念在德军枪林弹雨下阵亡的战友。

希拉克总统和施罗德总理共同为诺曼底登陆纪念碑揭幕。碑上深红色的法语铭文是：“2004年6月6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共同参加了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碑文如此简单，只是陈述了一件历史事实。但在场的人深信，这一历史事实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力——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为世界的未来提供了光辉的参照。

希拉克总统给二战老兵授勋之后，在演讲中特意解释了邀请德国总理出席的原因。他的话好像特意对施罗德而说：“60年过去了，无论你们还是我们，都不曾忘记那个决定欧洲和世界命运的时刻。60年前的今天，这里是血与火的战场，但这里更是新生的开始——欧洲联合起来，以及支撑这一合作的和平、民主、自由的理念，正是从此产生的。我希望德国与我们一同记住自由的理想重归这片大陆的那些时刻。我们树立起法国与德国和解的榜样，是为了向世界宣示，仇恨没有未来，通往和平之路永远开放。今天，德国总理的光临，再次见证了我们为实现民族和解所作的长期努力取得了效果。”

德国总理施罗德讲话说，他出席这次纪念活动，是为了让后代牢记欧洲人维护持久和平、共同建设欧洲的责任，也是为了悼念被希特勒杀害的死难者。他说：“虽然战争给我们留下了不同记忆，但我们拥有共同的信念，我们都渴望和平。德国人未能阻止那场战争，为此深感历史的责任不能推却。我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承认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会严肃地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

施罗德在纪念活动中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采访。他说，他的父亲二战期间死在罗马尼亚。对于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人来说，战争造成的苦难是刻骨铭心的。

一些国家的媒体评论说，德国总理出席诺曼底登陆纪念仪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和解不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不是迫于外在压力，也不是出于什么“战略平衡”的考量，而是基于双方永远放弃战争的共同决心。

近代以来的欧洲，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展，在带给人类先进文明和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和战争。由于资源争夺、利益冲突、民族主义燃烧、意识形态敌对、世仇、误解以及争夺主导权等原因，欧洲在半个世纪内先后遭遇两次大战，险些成为文明的祭品。战后欧洲痛定思痛，不再相信眼泪，不再相信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欧洲相信价值，相信对话，相信实实在在的制度建造，相信只有通过自由、宽容与和平价值的共识，以民主手段推动欧洲联合，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战争。

法国学者说，战后德国经历了双重解放：首先是在反省基础上摆脱了历史重负的解放；再有就是今日德国以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姿态，在国际社会承担起维护和平与民主价值的重任。

我的一位德国老朋友、德国《世界报》驻中国记者约尼·埃林（Johnny　Erling）经历了法德和解的进程。他对我说，法国和德国的战争次数要比中日两国多。二战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站得比较高，看到法德关系实为欧洲关系的枢纽，法德和，则欧洲和。戴高乐和阿登纳二人倾力合作，抛弃历史宿怨，打造了新型法德关系。1963年，两位领导人推动两国签署了《爱丽舍宫条约》，确定两国合作的步骤与目标，从而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和解与合作。

至今，法国与德国一直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现在在欧盟里，没有这两国同意，任何事情都办不成。随着欧盟扩大，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法德合作始终没有改变过。可以说，没有法国与德国的和解，就没有欧洲的今天。

法德和解背后的理念是和平、宽容、自省、对话和理解，总之是放弃仇恨，解开世仇死结。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各种极端主义孕育的暴力、强制、独裁、谎言，是过去欧洲战火频仍的原因，也是现在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因此，战后欧洲经过反思，在观念和体制上的创新，具有世界意义。同样道理，没有中日和解，也就没有亚洲的安宁。这里的关键是不再延续仇恨。

2007年3月13日，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亚历山大·唐纳用自己父亲的故事，说服那些不赞成与日本签订安全协定的澳大利亚人。唐纳说，澳大利亚军队在二战中曾与日军厮杀，现在要和过去的敌人发展紧密军事关系，可能会让一些人不舒服。可是，澳大利亚人应该表现出宽容之心。唐纳说，他的父亲老唐纳爵士在二战中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新加坡樟宜监狱长达3年半，受尽折磨。上世纪50年代，老唐纳出任澳大利亚部长时，他对日本的感情也很复杂。唐纳外长说：“我父亲认为，虽然日本人虐待他，他自己也险遭毒手，但是世界是向前进的。他最终还是认为，澳大利亚和日本必须共同向未来迈进。”

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Hendrik　Van　Loon）在名著《宽容》一书中说，宽容是人类最高美德。

宽容能够促进和平、理性、自由、民主、科技进步与繁荣。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不再逞威之后，天文学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英国大宪章的诞生，也是英国被压迫者和国王互相妥协的结果，这一宽容成果使英国以较小代价逐步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

房龙认为，宽容需要较高的智商才能接受和理解，智商不够的人常常不能宽容别人。他说：“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的狭隘偏见的人，他们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什么样的前景呢？房龙说：“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宽容》，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396页）写过《1984》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英国人》这篇文章中也说，虽然“很多英国人不会接受其主要特征为仇恨和非法的任何主义”，但是“英国排外情绪在工人阶级中比在中产阶级里更强烈”。（《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178页，192页）房龙的《宽容》出版于1925年，奥威尔的《英国人》写于1944年。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科技进步、教育普及、生产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宽容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不再只是局限在一个精英小圈子里了。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宽容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日本的考验在于，日本能否像德国那样彻底反思历史；对中国的考验在于，中国人可否展现出不输于法国人的气度和胸怀。

说到中日和解问题，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希望两国能够放弃仇恨，实现宽容。

2005年9月18日，朱学勤在《新京报》发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感言》一文，阐述了他的宽容观。

这一天正是九一八纪念日。朱学勤说，“中日关系乃亚洲区域政治之枢纽。中日安宁，亚洲安宁；中日反目，亚洲反常。日本有日本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日本有忏悔但缺乏诚意，而且至今仍有教科书问题，应当批评。就中国而言，“青年教育中有悖人道、有悖民主、有悖史实处尚存，应汰洗陈年暴语，建立公民教育。现代大国的基础，第一在制度，第二在公民。有制度有公民，国力日增为和平之力，不必言永不称霸，世人当以民主国、文明国待我；无制度无公民，国力日增徒为蛮力，信誓旦旦无人信，既为本国祸，亦为各国厌，最终得而复失，一朝倾覆。即此而言，敌国之鉴亦为我之鉴：战前德、日也曾由弱转强，一旦转强，立刻坠入战争深渊。战后经民主改革，洗心革面二度崛起，相邻者虽为战胜国，瞠目其后而不可及。我为战胜，当可一庆再庆，敌为战败，为何一兴再兴？可以欢庆的是战胜史，值得深思的则是战后史。”

接着，朱学勤以美国内战史为例，深刻揭示了何谓宽容。众所周知，当时美国南部搞分裂另立国家，掀起战争，最终北方战胜南方，保住美国统一。朱学勤说：“美国也有内战，丧生62万，为当年人口六十分之一，却无战犯，亦无肃反，更无一兵一卒因‘历史问题’而遭清算。北方接受南方投降之日，林肯亲自点受降曲：‘我的南方兄弟’。葛底斯堡演说为传世经典，江泽民访问哈佛曾当众背诵。林肯演说只重申民有、民治、民享建国理念，无一字羞辱南军兄弟。此后林肯不幸为同情南方者刺杀，北方政府亦不曾为此掀起大狱，扩大打击面。小说《飘》，政治立场可谓‘反动’，站在南方立场控诉北军‘烧杀抢掠’，却从未遭到封禁，一版再版，方成世界名著。南部总统戴维斯安享晚年，活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战后当选联邦参议员，碑文曰：‘一心为公’。更有甚者如南部亚特兰大市，竟在郊外以全山浮雕，勒刻南部统帅李将军山体形象，游人如织仰首观瞻，亦不见北方政府震怒。”

2012年，《环球人物》第11期发表张小平的文章，以南非总统曼德拉为例，谈到告别仇恨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