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轶

霍兰的《最后的手稿》，台湾版封面上印着：“我的手上捧着世界文学瑰宝，而我的工作是亲手将它销毁。”全书讲述了一个普通而勇敢的文学教师帕维尔保卫巴别尔最后的手稿的故事，也呈现了一个极权制度里的“螺丝钉”在恐惧之下保卫良知的人性挣扎的心路历程。

伊萨克·巴别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原苏联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高尔基称他为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海明威读完巴别尔的文章后对爱伦堡如此说道：“看完巴别尔的（文章），我觉得我还能更凝练些”；卡尔维诺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的序言中认为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1986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榜首……但是，这样一位为中国人所陌生的伟大作家，其名著《骑兵军》因不满苏联体制而得罪了斯大林，于1939年被捕，在酷刑下被迫承认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分子。1940年被枪决。他的最后遗言是“让我写完我的作品”。那些被抄家带走的十几个创作笔记本和几大本文学手稿，究竟落于何方呢？世人不知。

就在那“世人不知”的基础上，霍兰在阅读了大量苏联大清洗的史料之后，在脑海中建构起了这个捍卫良知与灵魂的故事——

文学教师帕维尔迫于生计，到臭名昭著的比扬卡监狱（苏联克格勃所在地，极权的象征）做“档案员”。讽刺的是，他的工作与负责整理、保管等档案员不同——负责焚烧持不同政见者或腐蚀社会主义纯洁性的作家手稿以及审问如曼德斯塔姆等“人民公敌”作家。

卢比扬卡监狱里的那些作家手稿，或许并非全部出自名家之手，也有可能是毫无名气的不入流作家毕生的全部创作。即使并非所有的手稿都能在历史上留下来，但当帕维尔在翻阅这些手稿之时，总是一次次被意想不到的文字之美所打动。当帕维尔被安排去焚烧苏联作家的手稿时，他“透过火光可以看到页边空白处画满了精致的小鸟”；当火焰肆意地焚烧着这些或许再也无法存世的手稿时，“顷刻之间所有的一切，诗人，诗歌，鸟儿，全部消失了”。在火焰的照耀下，他的前任德内金的话总在他的耳边回响着：“兄弟，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这句话如同具有咒语或祈祷一般严峻的力量，在帕维尔的工作中不断泛起。那些大师级作家的手稿箱在他看来，完全是“人的心灵长眠的宏伟坟墓”。每毁掉一份手稿，帕维尔都感觉自己的灵魂又脱落了一小块。帕维尔难以想象在多年后的某一天，所有的手稿都被焚烧干净之后：“没有故事，没有小说或者剧本，没有诗歌了。只有空空的架子。历史的终结。”

对于帕维尔在卢比扬卡监狱里的一举一动所需要承担的重负，霍兰如此写道：“一个愤怒的用词，一个无心的手势，都可能是冰面上第一道不起眼的乳白色裂痕。那些没有读懂警告的人，那些拒绝相信他们居住的美丽光明的世界有一天会像一只钉鞋一样踩在他们头上、把他们碾成粉末的人，他们的遭遇帕维尔可是见过太多。”整本书沉浸在一派极度压抑的气氛之中，而作者却借助沉静的文字而非激烈的抗议来安静地表达痛苦与挣扎、恐惧与愤怒。爱人的猝然离世、母亲的病情、朋友的因言获罪，帕维尔在这些无助的现实之前，唯有与女邻居纳塔利娅偶尔偷情的床笫之欢能够让他拥有片刻的放松。但是，本可以和纳塔利娅在一起快乐生活的帕维尔，在极权的恐惧之下，最后却连相爱的能力或权利都没有……帕维尔的全部生活都被恐惧所裹挟，窒息得如同他对苏联的描述：“整个大陆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现在需要的只是一根火柴。”

就是在这样一种恐怖的环境里，帕维尔遭遇了伊萨克·巴别尔，而且还因为审查工作而接触到了巴别尔最后的手稿：“即使是未完成稿，这部作品之优美生动不比帕维尔读过的任何其他作品逊色。这可是宝贝，或许算得上是巴别尔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帕维尔的母亲是位失忆症患者，生命还在而失去记忆的人生不正如同作家写下了文字却又没法保存下来一样可悲吗？帕维尔母亲的人生也给帕维尔提示，那就是记忆与故事是如此重要。灵魂在，人才活着；作家的灵魂，就是那些即将被送进焚烧炉的手稿。这，正如帕维尔在工作时与同事谈论果戈理自杀的原因是一样的：停止写作之于果戈理来说，意味着他已经没法活下去了。所以，巴别尔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军事法庭的最后陈述是：“我只有一个要求：请允许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在那个时代，“每件珍贵之物都必须藏匿起来”，否则就必须面临被践踏、被毁灭的命运。但在帕维尔上司库提勒夫对“除草”工作的专注与激情之下，“这些手稿能有什么机会幸存下来呢”？因文字力量而人性不灭，曾从事文学教学的他最终选择做出背叛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行为，他不惜生命背叛职责偷藏与保存巴别尔手稿的第一、二卷……保存巴别尔的手稿，意味着他“在把手伸进坟墓之中”：只一个错误，走错一步，他就可能坠入万劫不复之中。但“灵魂”与“罪过”这两个词依旧在帕维尔的心中闪烁着。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说：“人类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因为把自己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努力虽然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了自由。”对于身处极权恐惧之下的帕维尔，他在偷藏拥有梦想与灵魂的手稿的过程就是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过程，他没有选择与极权共舞，而是遵从良知的选择，对抗极权，不做极权机器的“螺丝钉”。

帕维尔的故事固然是虚构的。在真实的历史中，苏联政府不仅实行计划经济，还实行了计划思想，即思想垄断。所有的极权政府都渴望构建一个极度纯洁而毫无杂质的真空环境，以推行极权统治。《异端的权利》中有这么一句话：“具独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独裁永无休止的敌手。”对精神的恐惧，正如纳粹当年所宣称的那样：“我们虽然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我们还没有掌握大学。精神还在威胁着我们。”于是，纳粹成立了专门开列书单和作者黑名单的“反非德意志精神行动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的作者进行排查，随之而来的便是臭名昭著的全国焚书运动，美国《新闻周刊》当时将这一行动称为“书籍大屠杀”。

在近代史上，查禁书籍最多、手段最为残酷的除去纳粹德国之外，便是戈尔巴乔夫以前的苏联。苏联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为苏联构建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免苏联的被统治者遭受“政治上有害的图书”的精神毒害，苏共中央专门向各地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以消除“人民公敌”对伟大光荣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性与思想性的腐蚀。据统计，1938年，被苏共中央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达223751种，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此后，“‘人民公敌’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连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当斯大林体制树立起来之后，知识分子在恐惧之下，极有可能化身为独裁者最好的帮凶，参与禁书焚书的罪行之中，与极权共舞。当然，更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只能沦为独裁者打压的对象，比如首次揭露个人崇拜与谴责独裁互害体制的皮利尼亚克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于1938年被枪决。同样被枪决的，还有伊萨克·巴别尔。

“谁应当回忆谁，什么应当永远铭记，什么应当彻底遗忘”都被官方强暴地规定着。据维·申塔林斯基的《有罪无罚》一书的统计，仅斯大林时期苏联就有数以千计的作家被杀害。在这种极权恐惧之下，巴别尔发出了自己的看法：“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需要有几个顶天立地的人领导国家。可这种人又到哪儿去找呢，已经一个不剩了。”在思想垄断的极权统治之下，巴别尔被逮捕也就顺理成章了，甚至斯大林还亲自审阅他的案件，并吩咐手下对巴别尔进行刑讯逼供，以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三天三夜的持续审讯让巴别尔无法忍受了，他终于在因拒不承认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而遭受的严刑拷打之下悲剧地承认了。生还无望，巴别尔在垂死挣扎中希望能够抢救自己的手稿和否认对同行的诬告。但贝利亚并未理睬他的请求，他的手稿也早就被克格勃烧毁了。

《最后的手稿》并非仅仅着眼于塑造极权帝国的燃灯者帕维尔，作者还希望通过小说重新回顾伊萨克·巴别尔，因为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便是由接触伊萨克·巴别尔的史料而开始的。帕维尔作为大清洗时代的犬儒群体中被虚构出来的觉醒者之一，通过与伊萨克·巴别尔的交往，让巴别尔这位与卡夫卡等齐名的伟大作家在小说中与读者相遇。故事是如此简单，但读起来却不觉重复，因为极权的幽灵仍旧在新世界里飘荡。只要极权的幽灵还在纠缠新世界，记忆与希望的故事就不会老去，在极权统治下燃灯破愚的故事在作者笔下与读者眼中便不会过时。极权治下的犬儒时代，记住的是巴别尔这样的伟大心灵，是帕维尔这样的觉醒者，而非替极权背书、为极权粉饰的那些犬儒们，他们或许会被记住，但总是以精明油滑、良知不存的负面形象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里。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时，女友中途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写了一篇回顾她做记者以来的无力感，她手头掌握着很多无法报道的图片、资料却无法公之于众，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它们只能躺在电脑的硬盘内安然长眠。她在电话里给我朗读了整篇随笔，她引用了乔治·奥威尔的话作为结尾：“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像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她和帕维尔一样，多次跟我谈论时代需要记忆，需要记录，需要真相。我想，与其说她在绝望，毋宁说她在害怕绝望，害怕“希望”这只美丽的鸟儿从她的内心飞走。

很多人说，读霍兰的《最后的手稿》时，让人想起电影《窃听风暴》里的魏斯曼，那位“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但很可惜的是，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的《窃听风暴》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馆长说，因为弗洛里安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曼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至于苏联历史中是否真的存在《最后的手稿》中的帕维尔，我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霍兰在真实的历史上建构起来的虚构故事让读者感到一股人性的温暖，人性的复苏，难道不是一种令人动容的严峻力量吗？只是，希望极权利维坦能够从地球上消失，再也不用上演诸如魏斯曼或帕维尔这样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