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的《我眼中的改革》一书。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莫德罗亲身经历了苏东剧变。在书中，这位一直坚持社会主义者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失去了在各个环节上不断革新党的行之有效的民主机制……没有民主机制，正是我们的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苏东剧变20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些认识，对我们研究与加深认识社会主义是大有裨益的。

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

莫德罗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斯大林时期：“一方面，斯大林歪曲社会主义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和继承了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天生的不足。”

莫德罗把斯大林模式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弊端归结为没有民主。缺乏民主先会产生领袖的个人专权独裁，并发展到个人崇拜。他写道，在斯大林模式条件下，“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从而大搞个人崇拜（尽管在大力宣传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在十月革命后，政治家的画像取而代之。这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德国1920年以前的照片和摄影图片中，看不到一张这样的照片。自从德国共产党成为由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国际的一员，在‘布尔什维克化’之后，德国共产党也受到感染。领袖的画像，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都像圣像画一样被到处张贴和悬挂。共产党员的希望、追求和理想都寄托在党的领导人身上，特别是寄托在领袖的个人身上。宣传机器花大量时间和篇幅在宣扬领袖。”

在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时，莫德罗指出，在斯大林模式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丧失了民主这个核心，导致管理上的独裁和专制主义，从而产生个人崇拜。1918年，联共（布）党内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是下一任总书记，因为苏维埃政权刚刚萌芽。当时，罗莎·卢森堡就警告说，要防止党的机关变成未来的专政机关。她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不管这种专政是苏联模式，还是德国模式、波兰模式、捷克模式、匈牙利模式、罗马尼亚模式或者保加利亚模式，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我认为，改革就是想医治社会主义的这种天生不足。”

民主集中制原则中抽掉了民主。这样,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加上斯大林长期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党内还是广大民众都不敢讲真话，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此，莫德罗在书写道：“我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埃里希·汉进行过一次谈话。当我谈到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是为了号召人们重新思考苏联（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一样）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一步发展时，埃里希没有表示反对。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动向，至今连想也没有想过。我的这位挚友只是点了点头，一言未发。这是当时许多人的一种选择：好多人很悲观，大家想到了也看到了问题，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当众说出来。大家人云亦云，谨小慎微，因为谁也不愿意捅破那层窗户纸。我俩也不例外。”

这也让我想起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悄悄恢复斯大林主义后的情况。这一时期，“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192页）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推断却成为只能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这期间，还加强了“秘密警察”机关的作用，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做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同上书，第317页）

对此，2010年9月9日至10日，在召开的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国际政治论坛上，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还曾指出：“俄罗斯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当我们国家是沙皇和皇帝执政的时候，没有任何民主。苏联时期也没有任何民主。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千年威权史的国家。人们习惯主要寄望于沙皇老爷，寄望于高层力量。”这说明，苏联搞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远未建立起民主机制。莫德罗的结论是，“苏联的政治制度已经变形。”“升官弄权、机会主义破坏了民主的基础和工作中的公正性。”在莫德罗看来，没有民主这正是斯大林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莫德罗把斯大林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弊端归结为：第一，中央计划部门没有足够的信息，不知道国家需要什么产品和需要多大数量的产品。中央计划部门提出计划指标，规定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数量。这种计划体制条件下，既没有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缺乏有机的联系，从而使生产与消费脱节，不是生产匮乏就是生产过剩。其结果是造成国民财富严重浪费，劳动产品贱价销售。谁也不对出现的情况承担责任。这种后果在农业部门最糟糕，危害最大，约1/3的收成受到损失。政府需要年年补贴农业，主要从美国进口几百万吨小麦，为此不得不额外消耗本来已经不足有限的外汇储备。第二，国家价格委员会或多或少是主观随意的根据生产量的多寡来形成和确定价格。第三，商品的质量同样对销售不产生什么影响。国家有义务收购产品，用不着任何广告宣传。

莫德罗还指出，由于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独立的，它们不能为生产组织做计划，也不能管理生产组织，因为国家计划部门在牵着企业的鼻子走。上级领导人或领导部门的意见和指令比计划、比经济更重要，更具权威性。最后，一切后果都落到企业的头上，不管它能否承受得了。在长期实行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使问题堆积如山，可以说“积重难返”，到了令人头痛的地步，必须动手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已被证明没有能力为社会主义赢得前途。”

关于所有制问题

莫德罗特别重视所有制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崩溃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中的所有制问题。”“苏联过去在工业生产中没有私有制，而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不存在，一切都属于国家，也就是说不属于任何人。国家把所有人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指望他们感恩戴德，忠诚地为它工作。”所以形成“企业无主，没有所有者，因也没有所有者制的概念。所以，企业的经理们和管理者对企业毫无责任心”。他还指出，由于没有正确地理解所有制，“社会主义未能建立社会主义自己特有的生产关系新模式。”“苏联后来甚至把经济工作推向了它的极端：高度集中的计划和领导、官僚化、取消经济合同和只允许两种所有制存在——国家所有制和合作所有制，其中合作所有制被视为较低级的形式，最终应当克服。”

莫德罗提出的所有制问题确实十分重要，因为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一个理论误区，即认为国有制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由斯大林执政后一步一步确立的理论，或者说是苏联化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而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32页）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手稿》中，把这种所有制称之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22页）

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进一步说，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本质内含：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而实际上，国家所有制也好，还是全民所有制也好，都没有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异化。要把所有制变成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其方向应是真起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统一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

对斯大林之后历次改革的评价

莫德罗对斯大林逝世后，作为苏联历史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持肯定态度，认为赫鲁晓夫年代是苏联“解冻”的时期。他在书中写道：“由于赫鲁晓夫勇敢地站出来谴责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的错误，甚至罪责，所以一举成名，确立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然而，有些教条主义者却枉顾事实，认为社会主义的崩溃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当然，赫鲁晓夫也没有使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党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我看来，他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成功的，从而结束了‘对人的神化’。”

同时，莫德罗也指出了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的局限性，“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决裂，实行了一定程度的鼓吹自由化思想。但他也没有使国家的管理模式、党的状况和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发生进行原则性的反思变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进行了批判，但半途而废、表面化，并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深刻根源。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在历史上滥用职权，而没有看到这一现象的逻辑结果及其危害。斯大林被理解为进行中的意外事故，而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赫鲁晓夫认为，只要通过美容手术，如将最高职务一分为二，给受迫害者恢复名誉，劳动人民民主参加决策过程等，就可以消除显而易见是结构上的毛病。”

莫德罗把执政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定位为“解冻”结束，进入停滞年代。他指出：“勃列日涅夫应该对此负责，因为从1964年到1982年，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到70年代中期他还担任其他领导职务。由于他体弱多病，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只好听任党的机关放任自流唯唯诺诺，无所事事，一切照旧。”

他谈到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经济的状况，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发生像斯大林年代那样的大规模镇压，但类似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蔓延到各个领域。一切社会决议（包括经济管理）由中央集权，生活完全官僚主义化，公民实际上像农奴一样受到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像在封建社会一样受到顶礼膜拜。国民经济的集中计划和集中领导作为一种管理机制，已经不完全适应在占全球1/6陆地的国度里继续实施。确实，这种经济机制可以集中资金和力量去达到战略目标，如在打破美国对制造原子弹的垄断、发展宇宙航空事业和军备竞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其他重要领域则只留下了遗憾和良好的愿望，其中一个后果是生产下降，由此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不少苏联居民对此满腹牢骚。灰色经济到处泛滥，其后果是出现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

莫德罗上述分析是符合当时苏联实情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没分析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之所以成为停滞时期，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停滞，政治体制改革还倒退的结果。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莫德罗在一些问题上持肯定的看法，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与严峻的形势，必须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登上权力的宝座，他应该改变现状，实现变革。对社会主义进行彻底变革的时刻终于到来，现在就应该开始。”他也不同意有人所说的“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想断送社会主义”。“一些美国学者在研究了我提供的某些可靠资料后指出，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和计划。菲利普·泽利科夫和康多丽莎·赖斯写道，戈尔巴乔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从内部进行变革。他的外交政策的改变是为了支持他的内政改造和改革。”

莫德罗进一步论证说：“我认真阅读了1985年春季至1988年夏季改革早期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苏共中央的决议。我觉得对‘改革’和‘公开性’概念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他的顾问班子，追求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更新、政治上获得解放和发展，其做法是回归到社会主义精神的老根。”

在谈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问题时指出：“公开性和透明度被认为是改革的内部属性，是一对孪生子。公开性是来自下面的愿望的民主体现，它要求开放档案，公开发表迄今为止被禁止刊登的文章，放映禁止上演的电影，公开上个世纪40年代初斯大林在卡廷森林制造的屠杀3.5万名波兰军人的事件真相。”“公开性的原意是要把苏联社会主义存在期间的脏衣服和一切垃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坚信，只有事实本身真理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是完全对的，有这种行事的权利。如果我们的大厦建立在撒谎的基础之上，那它是不会牢固的。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让阶级敌人看到我们的缺点呢？再说，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揭露出什么见不得人的新东西。我想，敢于承认这段历史，这是他有勇气的表现，长远看来，会给我们带来同情，而不说明我们怯懦和束手就擒。是一次果敢的行动。”

十分明显，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起初阶段，纠正被扭曲的社会主义是目的，这也是在后来的改革进程中，不断强调改革方向是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的原因。

同时，莫德罗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总的来说，基本上是否定的。他认为，从改革发展的逻辑来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废掉苏联和社会主义”。实际上他把戈尔巴乔夫视为“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客观地讲，苏联垮台，虽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他在改革中的失误，加快了苏联垮台的进程，根本原因还是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去了生命力，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为时已晚。对此，莫德罗也意识到这点。他说，戈尔巴乔夫按照自己的方式搞了改革，但“很可能为时已晚”，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丧失了生命力，走到了尽头。戈尔巴乔夫踩到了自己设置的“底线”，无法突破这条防线。当他后来试图突围时，却走向了自我灭亡。所以，“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真正实行社会改革引起的巨大挑战也是没有能力来应对的。”

选择另一种方式的社会主义

作为一位长期信奉社会主义者来说，莫德罗看到斯大林模式的制度性弊端与垮台后，自然要探索并寻觅另一种社会主义。他说：“要从失败的社会主义和老朽的资本主义中必择其一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人类想有未来，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唯一的前途。当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失败之后，谁也不想再搞那样的社会主义。（否则而我们为什么曾经想改造它和改变它呢？）”

接着，他介绍了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张。这个党1990年2月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写道：“民主社会主义党是德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它从事政治活动的目标和行动。”党纲规定：“民主社会主义党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向人民中间这样一些力量敞开大门，这些力量主张建立一个社会公正和人们亲密无间的社会。它特别重视工人和所有其他劳动者。它不追求垄断权力。它同精神上的排斥异己、妄自尊大、传教士式的布道宣传钩心斗角、一贯正确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格格不入。我们反对垄断真理。”

莫德罗以下一段话作为其全书的结语：“我们应当以宽容和科学的态度来就未来展开辩论，并找到能替代日益衰落的资本主义的办法。对我来说，唯一不变的选择就叫民主社会主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