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做一个不生不死，半生半死一年无事的闲人，正不如做一个整年寻死没路的忙人”。这是沈定一在1922年写的一首诗《死》里面的诗句。沈定一是个怪人，因为在后来人们习惯的判定标准中无法断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沈定一活着的时间并不长，却是个“忙人”，忙于做出不少今人不可思议的举动，他当过晚清的县长却忙于鞭打巡抚的父亲，他是地主之子，却忙于在家乡发动农民抗租，等于砸了自家的饭碗。他跑到上海当诗人，一激动就忙于发起了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却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浙江杭州党部的要员，直忙到被人暗杀在家乡的路上。（沈定一的故事可参见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他的一生身份真是缤纷多彩，也飘忽难辨。

像沈定一这般忙活不停的人,民国初年还真有不少。他们大都也遵奉“与其闲死不如忙死”的人生信条。但“忙”什么和怎样“忙”倒是大有讲究，最初的“忙人”可以瞎忙乱忙，也可以悠游无求，似乎没人说你应该忙什么不该忙什么或说逍遥闲适有什么不妥。清末民初鼎革之后，谁不想当个“闲人”？皇帝倒了，溥仪这小家伙空出的位子如何填补还没着落，大家没人管，正落得个逍遥自在，“闲人”自然大行其道。闹辛亥革命或反辛亥革命的那些“忙人”们虽仍在忙，但都忙出了新花样。如任公忙着组了一阵新党，乱忙了一阵又觉得国会里武人当道，文人龌龊，于是干起了他当年反对的“革命”来，当学生蔡锷的参谋，想革新皇帝袁世凯的命，参谋当然只是客串，学生死了，任公干脆躲到清华当起了教书先生。

可见那时身份的多样使得“忙”与“闲”的边界不是显得那般清楚，那个时代的文人政客真是忙里偷闲，闲中有忙，各得其所，连后来成为伟大领袖的润之先生也会突发奇想，用暑期时间和同学沿路乞讨，锻炼自身面对困境的应对能力，过一阵又一拍脑袋，就合伙在岳麓山里搞起了“绿色农业”，年纪稍长还不妨客串一把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可是今人梦寐以求的高级公务员位子了。可不久这润之先生居然反出党国的领导班子，上井冈落了草，当上了红色“胡子”，那阅历之多变，与前面提到的沈定一没什么两样。民国初到“五四”以后的数年，无论是激进的革命党，温和的政客，还是悠闲的文人，强横的武者还似乎都有“闲适”还是不“闲适”的自由，尽管大家也许都很忙，但忙的目的和内容允许不那么单一，不那么一致。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不但“闲适”背上慵懒落后的骂名，连应该“忙”什么也被统一认定了，只有一种“忙”才是最正当的，那就是“革命”。

忙人一旦全闹起“革命”来，对“闲人”的评价就会越来越负面，“闲适”甚至是可耻的，因为凡是忙死或累死的人，大多与“革命”脱不了干系，与之相反，凡是以闲适俊逸成名者，往往是“革命”的对象，或最终沦落为“帮闲”分子。

在革命的“忙人”面前，不但闲适的文人自惭形秽，就是学院里的教师也会自贬自贱，如《青春之歌》里那始终一脸土灰色的余永泽，一旦遇到我党阳光大美男卢嘉川，尽管自己满腹经纶，贵为胡适之弟子，也不是照样掩饰不住一袭长袍之下的一幅猥琐相，虽然那毕竟是后人恶意丑化的政治图解，也尽管有于是之大师级表演的准确拿捏，终归也是反映了人们对“忙人”的态度。“闲人”与作为“革命者”代名词的“忙人”相互对峙，界线由此变得分明起来，明晰到如同夜与昼，黑与白的区隔。

因自小所受的宣传，我们现在对“革命”的记忆大多是正面的，即使“革命”的狂欢轻则仅仅是若干愤青抱团取暖的游戏，重则是打砸抢的暴力宣泄的弥漫，我们还是从心底里渴望那叛逆般的无畏激情能挑破生活的孤寂，“革命”的魅惑是与广场上漫天飞舞的旗帜，噪嚷到疯癫的劲歌，扭曲变形的咆哮面孔与声嘶力竭的仇恨表白贴合在一起的。“革命者”的极致形象说远了就是一帮满脑门子要打碎旧世界的群氓，说近了就如一伙执意要殴杀父辈的坏脾气的青年。

“革命”在晚清文人的字典里可不是个好词，“革命”那时会被视为脱缰乱奔的魔兽，放出来极易伤人，所以任公用了一个“骇”字形容“革命”到来的恐惧心理，他在1902年说过，不害怕革命的恐怕千而得一！与“革命”的暴躁不羁相比，“改良”缓进才是闲适优雅的行为艺术，值得一试再试。可是辛亥以后，“革命”再无可骇，人人都像打了鸡血，在街上横冲直撞起来。历史车轮的滚动随后逐渐加速，以“革命”的名义忙起来的人们越来越多，“闲人”们被甩到了车轮的外面。“革命”不但成为历史的加速剂，还规定了“忙人”的任务。

“革命”从此变成了一个“名词”，它规定着所有人生的动态轨迹，与“忙人”还是“闲人”的行为逻辑，而且这条锁链把那些习惯放浪形骸的“忙人”脖子箍得越来越紧。

“革命”成了“名词”之后的一个可怕结果是，它永远是排他性的，没有任何中间状态可以妥协协商，站队时必须站在“左”还是“右”的一方，在党派类别上或者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最极端的例子则是“革命”或者是“反革命”，没有中间状态存在的余地。

古人常讲“名正则言顺”，就是先要给自己的行为和立场一个合理的说法，然后做起事来才会感到心安理得。古人还有一种人生经验叫“循名责实”，意思是按照自己设想好的名目，去尽量要求事实与之相符。这道理看上去算是一段好经文，可一旦好经被念歪，就会祸患无穷。就如“革命”一词拥有了一种“正名”的魔力之后，其释放开来的能量就能荡涤掉所有生活中的“杂质”，做到玉宇澄清万里埃，使弥散在所有角落里的闲人忙人都归拢到了一面旗帜之下，唱起了同一首歌。而且一唱就是几十年，因为“革命”只负责定一个单一初始的调子，只允许一切“杂音”去扭曲着凑合上它的节拍，谱出同一个曲子。我们熟悉的由“革命”定下调子的一场悲喜剧就是“阶级”的划分与由此酿成的内斗。

在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中国有没有像西方那样边界分明的“阶级”本来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根本没办法说清楚。如果出于“革命”的需要，把“地主”与“农民”捆绑在一起恶眼相向，以应土改的政治需要，似乎还合于“名正言顺”的道理，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策略和手段的使用，与历史真实无关。“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就是那神圣的“名”，按照这个名分去闹土改，就会把穷人们动员起来，尽管在老乡们的眼界里，这身份朦胧的地主阶级未必都是坏人，但在“革命”的名义下，坏人是可以制造出来用以打动人心的。于是就发生了各种笑话，如土改中斗地主，那些本应该自觉起来行动的农民“革命者”，却在本应群情激奋的批斗会上表现的有些羞羞答答，竟然觉得地主是乡里乡亲的人，还做过不少善事哩。站在台上怎么也张不开那张谩骂控诉的愤怒之口。于是被工作组拉下台去连夜培训，第二天，这厮果然变成了“新人”，开始声泪俱下地控诉了，最终激发了台下声讨一片。

这台控诉会就像编导出的一出实验活报剧，与剧外的真实世界无关。49年以后，“地主”基本上被斗没了，按理说，没了控诉对象，就如导演手里没了剧本，演员表演没了台词，演出该歇歇了，不料，新的名目又被创造出来了，此新词名之曰：“走资派”，由此循名责实下去，一大批反面演员又被推向了前台，“革命”控诉的大幕重启，新的演出又开始了。

如果要追根溯源，“革命”这套剧本的编纂应该起源于“反革命”罪案例的出台。据王奇生考证，当年北伐革命军兵锋直逼武汉，北洋吴佩孚守将刘玉春、陈嘉谟孤军死守，相持四十多天才城破被俘。革命党在认定其罪名上却犹豫难定。最初的舆论焦点集聚在南人与北人的利益之争上，居于北方的鄂籍商人怕影响生意，主张轻判。上海的鄂籍商人则要求严惩，结果是以“人民公审”的形式才了结此案。公审模式明显受苏俄影响，强调“党化”“民众化”“革命化”，不按民主司法独立的形式展开。公审的难题是罪名如何拟定，最终专门为此制定了一个《反革命罪条例》作为审判依据，意味着“反革命”由一个谴责性的政治身份提升成了一种严厉的刑事罪名。（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原来“反革命”只是对一个人政治态度的贬斥，现在就可能成为拘禁、关押和审判处死的理由。谁如果脸上被贴上这三个字，就可能遭到万劫不复的命运，不但终身受辱，而且人格尽失，成为贱民。

由此可见，“革命”还是“反革命”不但是区分政治态度的标准，而且是改变人生际遇的一个尺度。我们可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循名责实”过了头，就会离事实越来越远，害人也越来越烈，为防止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还是尽量去求实，而不要总是习惯编造名目去骗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