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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的游说与抗争
2013-04-09 11:11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谢良兵 田园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一次性发泡餐盒终于在14年后解禁成功。国家发改委在“21号令”中发布了“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在淘汰类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除了中塑协的“抗争”,市场的力量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谢良兵 实习记者 田园 李沛生终于松了一口气。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在淘汰类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根据这一决定,被禁用了14年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解禁。

作为引进中国第一台发泡餐盒生产设备的人,李沛生是中国塑料餐具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原国务院全国包装改进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与中塑协同为“顶盒派”的主力,李沛生在过去的14年中一直在为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解禁而“抗争”。

上世纪九十年代,发泡餐盒在中国铁路使用。1995年,因被认为是“白色污染”的罪魁祸首,铁道部下令禁用。四年后,原国家经贸委发布“6号令”,禁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并决定2000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达到淘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目标。

突来的禁令

“当年被禁实在是太突然。”李沛生说,除了铁道部的先行禁令,还有两件事将一次性发泡餐具推向了绝境:一是1998年长江洪水,大量发泡餐盒堵了长江三峡和葛洲坝水电站;二是1999年前后媒体突然爆出的“发泡餐盒有毒论”。

据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主任董金狮回忆,1998年长江发大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视察时看见江上飘着一米厚的塑料餐盒,触目惊心。朱镕基当即表示,“白色污染不要跨世纪”,并要求有关部委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于是,就有了“6号令”。

董金狮是坚定的“倒盒派”。他曾向政府部门写过多篇有关“白色污染”治理的建议文章。

后来,铁道部的替代环保餐盒是自己研发的纸浆模塑餐具。在推广纸浆模塑餐具前,铁道部曾向轻工部征求意见。但轻工部不同意将发泡餐盒改为纸浆模塑餐具。“我们当时拒绝参加他们的会,有一段时间我们闹得挺僵的。”时任轻工部科技司司长的徐蓓蕾说。

这是轻工部科技司、计划司和造纸司协商之后的决定。徐蓓蕾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回忆说,三个司认为关键不在于发泡饭盒还是纸浆模塑餐具,乱扔都会成为垃圾。而且,就当时国内造纸条件来讲,造纸原料不足,多用草浆造纸,污染更为严重。到底是用纸包装还是用塑料包装?所谓的治理“白色污染”最终演化成“纸塑之争”的行业内部矛盾。

显然,“6号令”让发泡塑料餐盒落了下风。此后,纸浆模塑餐盒、降解餐盒、植物纤维素餐盒、纸板复合餐盒等各种推荐环保型餐盒迅速发展。以纸浆模塑餐盒为例,其厂家从100家发展到600多家。“六号令”下来的1999年,中国生产一次性发泡餐盒的生产线有170多条。禁令前的1997年,北京市的7家一次性发泡餐盒生产企业曾共同投资近3000万元,建立了10个回收站。但很快,他们的处境堪忧,最终关闭。

14年的游说

“当时我们都不理解。”3月20日,作为一次性发泡餐具从禁用到解禁的见证人,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简称中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唐赛珍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唐原为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高工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从事塑料研究多年。“6号令”一出,唐赛珍就到原国家经贸委去反映情况。“我们是从维护这个产业的角度去问,聚苯乙烯(发泡餐盒的生产原料)何罪之有?”一开始,唐赛珍吃了闭门羹,“经贸委半天不接见我们,后来我们就等在那里”。

最后,唐得到的答复是“仅仅禁止发泡餐盒,碗没给禁,托盘没给禁,仅仅禁了铁道部供货用的餐盒”。唐当时觉得有道理,也就回来了。

事实上,“6号令”的实施效果并不如人意。李沛生曾对一次性发泡餐盒进行过六次国内调查,他发现在高压政策下,一次性发泡餐盒市场占有率在2/3以上,而且产量一年比一年提高。

2002年,火爆一时的环保餐盒因为价格等原因纷纷败于转为“地下”生产的发泡餐盒之下。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出现了很多大型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生产企业,年产量猛增20亿只以上。

李沛生说,当时的“6号令”也让地方政府左右为难。因为当初大量的发泡餐盒生产企业多为招商引资而来的台商。2005年李沛生去常州调研,当地环保局的官员告诉他,该地64家超市老总写信,坚决不用环保餐盒,要求继续使用发泡餐盒。

环保局封餐盒,厂家就撕封条,而当地政府对此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沛生透露,在此情况之下,国家相关部委组织协会、专家召开了数次会议,研究发泡餐盒究竟禁止还是解禁。但国家发改委对解禁依然持谨慎态度。

据李沛生回忆,2005年他和一些专家调查之后,曾与国务院研究室、全国人大环资委等单位举行研讨会,建议修改“6号令”。原本同意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一位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主管官员却临时变卦,据称是担心被企业围攻,这让李沛生哭笑不得。

200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依然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列入淘汰类产品。

市场的力量

2010年10月,一场名为“正确认识和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新闻发布会突然举办,会议提出“无毒论”,举办方正是中塑协。“顶盒派”与“倒盒派”的“口水战”,让一位当时参加过这次发布会的发泡塑料餐具生产商唏嘘不已。这位生产商称,被禁之后,生产商一直处于生存的夹缝中,两派都不敢轻易得罪,“我们的处境非常微妙。”这家企业最终改行做了KT板材。

唐赛珍多次去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她坦陈:“我信心一直不足,因为有一股大力量,以前媒体对发泡餐盒的负面报道实在是太多了,有些媒体是出于正义进行报道,但有些是被蒙蔽了。”

除了中塑协的“抗争”,市场的力量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两股力量的交汇促成了一次性发泡餐盒14年后终于解禁。

根据李沛生2008年的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发泡餐盒的市场销售量达到了106亿只以上,占一次性快餐盒用量的76%,较之2005年增长了23%。而在2010年,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又有大量企业上马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尽管依然处于灰色地带,但这一市场力量的倒逼作用不容忽视。2009年7月30日,工信部专门召开座谈会。李沛生透露,此次会议同意了“建议将发泡餐盒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落后产品目录中去除”的提案。

2011年6月,国家发改委确认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为“无毒无害、可回收再利用的产品,符合资源节约的方向”。对于这一迟到的科学结论,李沛生感慨道:“小小的餐盒,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惊动了诸多国家领导人,这是团队的功劳。”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贺燕丽当时在解读《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时也表示,最初出台禁止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使用的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从淘汰类调整至允许类。”

不过,贺燕丽指出,为了实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使用的平稳过渡,保护环境和加强资源的合理利用,应尽快制定一次性发泡塑料行业的准入条件,建立和制定回收再利用的机制及相关标准等。“上述工作完成后,择机将其从淘汰类目录中删除。”

但企业显然已经等不及。国家发改委的松动,让一次性发泡餐盒生产企业看到了解禁的希望。2012年1月12日,广东省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企业联合体(共10家塑料企业)与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书》。

协议明确规定,目的是为加快推进国家出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行业政策解禁进程。这10家塑料企业承诺严格按食品包装的标准组织生产,并愿意为国家发改委正式将一次性发泡餐具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淘汰类目录中删除,做好试点工作。

10家企业中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承认,他们十家企业已经向律所支付了前期50万元的费用。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小清承认这一协议属实。但他强调,这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律师代理行为,是受企业委托去各部门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传递他们的呼声。

一年后的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在“21号令”中发布了“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在淘汰类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发泡餐盒终于在14年后解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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