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罗伯特·达恩顿
译者: 郑国强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y张耐冬

也许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革命”能够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无论是对近代文明的影响上，还是对此后两百年间政治运动模式的贡献上，更不要说大革命时期那一个个令人玩味的细节，和一个个充满矛盾的人。惟其如此，学者与文人们以大革命为素材，发掘其精神，探究其线索，追寻其本质，留下的著作可能需要我们比大革命还长的时间才能一一尽读。

无论是哪一部著作，只要一涉及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很容易便会陷入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王权体制下的“旧制度”是否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启蒙思想是否是大革命发生所必需的思想支柱？1789年的法国，是否只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街头革命这一条路可走？等等。

机缘巧合，2012年冬，《旧制度与大革命》风行一时，有关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背景一时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我无意在此讨论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只想提一个问题：在大革命的风暴到来之前，人们如何看待王权压倒一切的“旧制度”？

历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去描述“旧制度”的真实面貌，可当时的人们并未理性地去审视它，也未去全面了解它，更未将其与同时代及以前的各种政体做比较——以往我们从课本里学到的所谓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理论准备的说法，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挑战与质疑，人们并非从启蒙思想家那里获得斗志，几成定论。18世纪中晚期的法国居民，只是从自己的经验与感受出发，构筑一个自己想象中的波旁王朝，就如风车投射到堂·吉诃德眼中成为巨人一样。

当然，在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上，大革命发生前的法国人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共识性观念，而这种共识性并非只是个人想象的重叠，而是基于某些出版物的影响。这些出版物帮助人们想象，且一定意义上塑造出了想象所能达到的结果。有趣的是，这种成为共识的知识，很多都不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而是“禁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禁书让当时的人了解了当时的社会，并在他们中间播下了反旧制度的种子。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以下简称《畅销禁书》）从禁书的内容特点及其传播与影响入手，考察了18世纪中后期法国的社会阅读与文化传播。他利用收藏于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档案，并结合与此相关的其他档案资料，对大革命前的文化传播与地下出版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除了《畅销禁书》之外，还先后写就《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与《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等。相比其他几部著作，《畅销禁书》主要以禁书的内容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思想状况为讨论对象，着力于揭示当时人阅读的文本所包含的各种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在各个社会阶层接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效应。

在旧制度时期，书籍只要没有政府颁给的特许出版权，就属于非法出版物。事实上，获得出版特许并非易事，不但要通过严格的审查，还要应付行业公会的打压与垄断，因此很多书籍都只能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出现。在这样的状况下，负责进行审查的官员们也知道单靠特许出版制不足以维持公众阅读的需求，这就是审查官马尔舍比所说的“只读政府允许出版的书籍，会比同时代人落后几乎一个世纪”。因此，报刊审查官与警察们采取了“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做法，在非法出版物中划分出若干级别，使得这一灰色地带中的相当一部分书籍可以在适度的许可下流通。只有那些“反教会、反政府、反道德”的书籍才会被禁绝。

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总是让人有出乎意料的惊喜。被旧制度严格禁止的“三反”书籍，往往是最受当时读者喜爱的作品。他们被地下出版物的销售者称之为“哲学书”，而其内容，基本不外乎色情、反旧制度的乌托邦和对君王贵戚的直接讽刺与诋毁。从表面看来，这些涉及性与政治的书籍与其他时代的地下文学并没有太多的区别，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作品因为在性与政治之外包含了一些哲学内容，便成为地下图书市场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