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龙

西安——拥有周秦汉唐四大古都遗址，十三朝古都，也许是中国最厚重、最特殊城市——最近屡屡陷入舆论争端，从阿房宫景区，到兴教寺，每一次地方政府的决策都受到了强力的舆论反弹，当事者与围观者各说各话，分歧毕现。

然细察之下，又会发现许多争论多有误会。比如这次兴教寺事件，世人多以为是要拆寺、拆玄奘舍利塔，毁千载文物于一旦；而据西安市长安区的官员讲，事实只是要拆除和复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僧寮、禅堂”，因为这些建筑多为现代建筑，“影响了整个寺庙的风格”，“绝不会动舍利塔等文物”。

又比如说阿房宫景区事件，当地的官员对我说，行事的背景是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在阿房宫遗址上建设面积几平方公里的考古遗址公园，对大遗址进行整体保护，而因被拆除受到关注的“阿房宫景区”，其实是一家十几年前民营企业投资的商业景点，因为不符合后来国家文物局批复的文物保护规划，所以必须拆除——这跟对生活在遗址上村民的拆迁和安置，是一个道理。他也很不理解，为什么一件保护文化遗址、也有利于当地村民的事情，会引起那样大的反对和讨论。

要厘清这些分歧乱源，则需要从西安的“特殊性”，回溯当代西安城的发展模式。

西安市建成区400余平方公里，其中四大古都遗址100余平方公里，佛教八宗祖庭有其六，其他大小文化遗址不计其数，更无论秦、汉、唐历代帝陵、名臣墓冢。这些在外界看来是宝贵财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是当地发展的“包袱”。

比如唐大明宫遗址和汉长安城遗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的做法是“被动保护”，即不在遗址上安排大型工业项目、市政设施，但由于遗址范围实在太大，对于百余年来已经安居生活在其上的村镇，只能听之任之。这样一来，单靠文物部门条线来保护遗址，力有不逮，而村民也由于周近缺乏产业，生活困苦。唐大明宫遗址和汉长安城遗址启动改造前，我都曾前往探访，亲见那里的破败景象。

而近十年来，随着城市化运动和旅游业的勃兴，西安开始用新思路来解决问题，尝试把“包袱”变成“财富”。最著名莫过于曲江模式，所谓“文化立区，旅游兴区”，看似复杂，说来也简单，即依托遗址，建设大面积的公共公园——其实主要是拆迁、绿化、种草，按照文物专家的要求，在一些重要遗址连树都不许种，以此改善周边环境，这与当下城市化进程一拍即合：公园附近的房子一定是最贵的，地方政府分享了土地红利，也塑造了旅游产业。

就我所知，地方政府一般不太会触及文物“红线”，他们所能做的，基本只是在遗址的外围划定一个圈，进行一些商业、居住的开发，以对整个遗址区做开发资金平衡。但问题在于，在公众眼里，遗址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很多人对于文化遗址的保护区、控制区并没有明确概念，但一些项目只要涉及到遗址，就会招致直觉上的反感和反对。

有人说，特殊的文化遗址应该完全由中央财政出资保护，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搞半市场化运作，商业气息太重。这样做好不好？当然好，我想西安市政府会第一个举手赞成，但问题是西安太特殊了——大小遗址百余平方公里，且与城市建成区高度重合，动辄几万人的拆迁安置量、几十亿上百亿的建设费用，这钱中央政府能出吗？

所以讲，要摆脱眼下局面，抹平分歧，路有两条：

其一，中央政府明确西安作为历史文化特区城市的地位——现在既然高调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西安无疑是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在历史上，它不仅是海内外华人的精神之都，也是日本、韩国以及欧美汉学界眼中的“不朽之都”，在此基础上，由中央政府给予每年数十亿计的专款、专项支持，完全由文物部门牵头，保护好西安的大遗址，彻底恢复长安“华夏故都”人文风貌，如此皆大欢喜。

其二，地方政府继续“自力更生”，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商业回哺保护，但在基本的规划、决策上，改变过去专业化、条线化的决策模式，在前期开诚布公，大范围引入市民讨论，凝聚社会共识。既然保护，就需要成本，具体谁出钱、怎么收回、什么模式，这些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讲，遗址的规划、遗址外围的规划开发，不仅要听文物部门的意见、城市规划专家的意见，也要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

对遗址保护，地方政府惯常的做法是参照文物、规划部门意见，走专业化、技术化的闭门论证会决策模式。但是他们常常忘了，公众为什么会对遗址敏感？为什么会对西安的遗址特别敏感？

是因为最普通的中国人眼里，那是来自周秦汉唐的“祖宗留下的东西”——不管是不是在严格的文物保护区，大多数人的心态就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你不能乱动，乱动就是不对”。对于重要的遗址区保护开发，建立一个广泛征询市民甚至全世界华人意见讨论的机制，这样做，前期工作繁琐一些，慢一些，但但凡有这样一点“认祖归宗”之心，后面工作更易开展。

说到底，历史遗址是个文化概念，而非割裂的文物概念和商业概念，对其保护改造，需要有法有据，更需要文化认同，并由此产生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合力。具体到西安，地方政府行事底线若仅止于不撞文物红线，则必产生文化误会和冲突，西安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刚刚起步，此认识若不清晰，习惯若不更易，后面只会误会更多、冲突更频繁、工作更艰难。

日本有一部纪录片《城市的远见》，讲京都的规划与景观在新时代的挑战下，也曾有持续数十年的争论，但最终，对历史、环境和传统的关怀和尊重，对普通京都市民文化共识的凝聚，对人间情味的容纳，引领京都作为日本传统之都，走向未来。众所周知，京都是以唐长安城为蓝图兴建，我们期待西安的主政者也能有这样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