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 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
作者: 胡波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by徐明

随着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中国与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关系频现波折，“海权”一词成为频繁见诸海内外报端、网络的热门词汇，中国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海洋意识、战略思维和外交理念。鉴此，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学者胡波推出了学术专著《中国海权策》，系统地规划了中国海权的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对中国现行的安全战略、外交政策以及海洋管理等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反思，并结合案例分析指明了可行的调整方向。
　　提到“海权”，不能不提此词汇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这位19世纪美国著名的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被誉为“海权之父”的马汉首次明确提出“海权”的概念——其核心即为强大海军与海上贸易的结合，并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制海权理论，为美国从偏安北美一隅走向全球海洋霸主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新时期中国海权内涵注定要超越马汉笔下的“海权”。一是中国自身的先天禀赋和地缘条件决定了中国复制不了美国海上崛起之路，成就不了世界海洋霸权；二是当今海洋竞争内容愈加丰富多样，海上力量及军事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外交及海洋经济等手段越来越大有可为，世界各国海上权力的排名势必要考虑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外交能力以及应用国际法的娴熟程度等等。
　　那么，中国海权战略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中国海权策》指出，中国海洋强国至少应包括，地区性海上力量、世界海洋经济强国、国际海洋政治大国三大目标。在海权方面，中国不可能完全是“食草性”的，在一定的空间内，中国需要追求一定的海上权势：在东亚近海，中国海上力量在陆权的策应下应形成一定的战略优势，以确保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捍卫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维护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主权权益；建设以航母编队为核心的远洋舰队，在西北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保持有效存在，扩展安全边界，并维护海洋通道的相对安全。但这些并非意味着中国要追求海洋霸权，颠覆现有海洋秩序。这是由中国海权的内涵及实现方式所决定的。
　　有关“海权”的内涵，中国学界已达成共识，受制于时空差异及自身的条件，中国海权发展不能照搬西方传统海权的模式，应该走出一条新的海权发展道路。《中国海权策》作者在详尽地考察了国内外一系列有关海权概念之后将其定义为：“在一定海洋空间内发挥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作用和影响的能力。”此概念中的“在一定海洋空间内”至关重要，因为任何权力都有其空间边界，界定清楚中国可以活动的海洋空间，对于规划中国海权战略大有裨益。作者还根据空间范围的特点，为中国海权设定了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外交权力三大维度：除加强军事现代化，成为一支地区性海上力量外，中国还应积极利用公共海洋空间——公海及“区域”，并加强与各沿海国的海洋经济合作，成为世界海洋经济强国。此外，中国还应该强化国际海洋法的研究与实践，利用自身的强大外交实力，参与国际海洋机制的构建，成为国际海洋政治中的重要一极。
　　与美国追求世界前沿存在，全球控制的海上霸权战略不同，中国追求的是与国力相称的区域海上权力以及对世界海洋空间的和平利用。简言之，美国主要仰仗海上力量控制世界海洋空间，而中国则主要依赖经济及外交等手段经营世界海洋。
　　这既是客观条件制约的结果，也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中国既没有争夺海洋霸权的实力，也没有争夺海洋霸权的意愿。中国海军远程投送工具匮乏,在远洋持续开展大规模行动的能力较弱,在自动化指挥系统(C4ISR)、防空、反潜等方面全面落后,无法在远洋与美国海军匹敌。就算中国将来有可能弥补技术上的差距,也难以拥有美国海洋霸权的天时 (两次世界大战)、地利(美国自身的地理优势及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人和(盟友体系与国际动员能力)。况且中国发展道路艰巨复杂，“经济增长的压力、本土的安全问题等都制约了中国的雄心”。
　　除明确中国海权的战略目标，《中国海权策》作者还强调中国因应海权的发展进行外交革新，并提高海洋经济的质量、拓展海洋经济的活动空间、积极走向远洋，以更好地适应海权拓展及世界海洋政治发展的新趋势。现阶段，中国显然需要更多的能理性地指明了中国的海洋之路的著作，对中国海权未来的努力方向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