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原作名: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作者: 【美】弗朗西斯·福山
译者: 毛俊杰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by左页

1988年，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做了一个并不精准的预测：“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的世界将有三个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后，苏联宣告解体。世界进入所谓“一极多元”的时代，戏剧性地宣告了尼克松的预言破产。对这个半破产的预言，中国人特别“珍视”，在各种挑衅性的，讲述意识形态斗争的书籍和文章里，经常会看到它。毕竟，它能为孱弱的人们带来些许美好的臆想和虚荣。大国、强国梦正是我们最喜欢听的，我就很喜欢。不过我也想知道，尼克松眼里的“邓小平的道路”指的是什么？

上世纪60年代与苏联决裂后，中国选择了与美国邦交正常化，以保护自身的利益。1976年，是文革宣告结束的年份，改革开放还没有正式宣布开始之前，尼克松在北京访问，他对当时的领导人说，有时一个泱泱大国也必须在意识形态和生死存亡之间作出选择。华国锋对此表示同意。毫无疑问，1972年，中国人选择了生存。从1972年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开始，中国经历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1982年的“一国两制”……直到今天我们始终坚持的“邓小平的道路”，其实质是一次次主动而不是被迫地“抛弃”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断地改革，以利益为重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上，已深入整个国家的肌理。

抛弃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于讲究务实和实用的中国人而言不难做到。但是，有些历史教训，却使这件事儿不那么理所当然。摆脱或终结意识形态的艰难历史，实是近代人类智力生活中最伟大的创举之一。1946年，加缪最早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时，人类用一场结束无数人生命的战争换来这一浅白的认知。之后数十年的激辩中，世界被两种意识形态撕裂，知识生活几乎被意识形态话语主宰，知识分子分裂成两大阵营，他们相互仇视、讽刺，分别占用着“意识形态的终结”的预言，讥笑对方惨淡的命运，以至“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成了意识形态。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消费和大众社会兴起，知识分子的角色从英雄转变成“堂·吉诃德”。“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时也找不准角色定位，一些模糊的抽象概念成为“假想敌”，消费主义、大众社会、工业主义、异化一度成为“精英”所痛恨的对象。还没有多少人看出苏联的衰败之象时，丹尼尔·贝尔便急不可耐地宣布，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已经终结，“从东柏林到布达佩斯，最近几年的教训是，‘缓和’正在融化着冰河，疏通着被枯枝败叶堵塞的河道，产生着各种裂缝和碎裂，并把大批的浮冰送入历史的海洋之中。”

可惜，贝尔没有成为那位在适当的时间点，带来终结“福音”的幸运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才真正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事件。此时，带来“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成为这一“胜利”消息的传播者。福山的那篇著名论文《历史的终结》，以及随后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成为大众和媒体热烈消费的时髦玩意儿。带着醋意，德里达这样形容当时人们抢购《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情形：就像是战争爆发的谣传刚开始流行一时，人们抢购当时货架上所有的食糖和黄油一样。

在《马克思的幽灵》里，德里达无法理解这部著作的畅销，以及“历史终结论”的盛行，他几乎是以愤怒的口吻讽刺福山的著作：基本上也就是科耶夫(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一位年轻、刻苦然而又是迟到的读者在文科中学中所做的练习而已。

德里达的嫉妒、愤怒和讽刺，并不意味着别的，它只是意味着关于“历史终结论”，或者意识形态的竞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吵。这些都发生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前后。此时的中国，伴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正走在摆脱意识形态的争论之后改革开放的阳光大道上。

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而言，远离这场争论，保持“韬光养晦”的低调姿态，是一种莫大的智慧和幸运。悄然变化的中国确实没有引起深陷这场争论中心的福山的额外兴趣。

福山引领着关于“历史终结论”的争论，成为自由民主这一意识形态的标志，也被这场争论的风暴所裹挟。继36岁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之后，精力充沛的福山发表了《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等多部著作，但是没有一部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影响力。他的所有著作和那些精致的研究都被“历史的终结”这个二手概念所淹没。没人关心福山曾经研究过“组织理论”，以及经济关系中的道德、信任和网络关系。

在《信任》一书中，福山把给他带来巨大声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称之为“经济学拙作”。这一判断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书中只是提到，人类寻求承认的斗争已经从军事征服转移到经济领域。为什么福山宁愿把《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说成是经济学著作？可能的解释是，他在刻意减弱人们对他的“刻板印象”，希望别人能够看到他《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之外的成就。

对于经常被嘲笑的福山而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一再重复着，他要寻求的，是一种真心的“承认”，一种内在的“征服”。但是，阅读《信任》和《大分裂》，人们更容易联想起大前研一这类作家，而不是那个值得德里达呷醋的“福山”。功利、势利、浮躁，喜好去分辨哪种组织、哪个民族更适合赚钱，这类著作总能让人印象深刻。它们自然会有适合的读者群，但是如果真心想要得到类似德里达这样的哲人的“承认”，福山的写作显然达不到。

2011年，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出版。《纽约时报》书评评论说，“野性勃勃、旁征博引、雄辩滔滔，本书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领袖的代表性成就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少有被媒体追捧的知识分子敢以研究“起源”为目的，并放在标题里。亚里士多德说，要理解一件事情，必须研究它的起源。但是，在今天的先锋历史理论中，“起源”却并不是一个受人待见的词汇，米歇尔·福柯曾戏谑地指出，历史学家得学会嘲笑起源(Ursprung）的庄严性。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改变，很多人像我一样好奇，福山是否已经改变？并不是写作上的改变，而是他对于自由民主作为历史最终的政治形态这一信念，是否有所动摇。实际上，在本书出来之后，在多次接受的采访中，福山曾被人一再问起这个问题。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也及时强调，尽管“我们对未来有所焦虑”，但自由民主仍然是这个世界的“预设”。

在书中，福山提到了四种关于民主的“政治焦虑”：民主被逆转；民主的成色不足；低效的民主，以及民主无法掌控市场经济的波动。但“焦虑”与福山的新书并不相称。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东西，恰是他营造的某种乐观情绪，而不是那些已不再新鲜的二手观念。“敞篷车悠然向市镇去”是他给人最为生动的一副未来图景：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最终的目的地，尽管到达目的地的敞篷车各有不同，时间也分前后，而且在路上遇到的状况亦有区别，但是，它们最终将殊途同归。

民主政治体在衰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并不乐观。“参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国家，约有五分之一，退回威权主义，或者看到民主制遭受严重侵蚀。”另外，如果我没有猜错，中国已经成为他今天最大的“焦虑”。作为他眼里的“官僚威权国家”，中国数十年的经济繁荣让他不得不像祥林嫂一般不停地唠叨和解释“中国第一”。

他必须面对中国这一现实，同时又必须把中国放在作为完整的现代化国家“缺陷儿”的行列。福山处理这种问题，可谓驾轻就熟，对他而言这并没有什么困难。早在中国内地真正成为“焦虑”之前，类似这样崛起的国家和地区，他了如指掌。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迅速崛起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日本、台湾，以及新加波，都有类似“威权主义”的经验，但他们最终都走向了民主。他在这本书中集中处理的是，何为“完整的现代国家”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法治、负责任的政府和国家，三个元素缺一不可。

作为“有缺陷”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急速增长的经济指数，依然有非常巨大的吸引力，对当今意识形态的争论也会造成极大的冲击力。同时，自由民主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反而因为其独特的气质，很容易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福山提醒说，一种新的“历史健忘症”正在我们身边兴起，也许我们需要被不断地提醒自由民主有多好，而其得来又是多么不易。而研究现代制度的“起源”，目的也就在于此。

熟悉福山的著作的读者，还是会对福山的转变感到“错愕”，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中，福山还自信满满地认为，优秀的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可以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强制为这些地区“构建国家”，以治理当地的恐怖主义。他曾经骄傲地宣称，“国家建构是一门艺术”。如今，他必须写一部甚至不止一部大著作，苦口婆心地“提醒”，并且在不断地“担忧”、“焦虑”：在索马里、阿富汗、美拉尼西亚岛国，简单地移植自由民主，难以带来预期的成功和繁荣，可能还会为这些地区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挣扎。

早在《大分裂》一书中，福山曾经试图创造一种秩序理论，目的是超越哈耶克对于“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在福山看来，历史其实已经证明，自发和人为设计，理性与非理性都可能成为秩序的一部分，而“好的秩序”从来也不排斥一定的理性设计。福山试图超越哈耶克，这一线索，不能被轻易忽视。在我看来，其实这就是福山想要摆脱那种“不容商量”的意识形态辩护士形象的努力。而今天中国的政治形态，哈耶克和很多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作家都曾经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正如贝尔曾经评价人们追捧哈耶克：除了只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外，没有人真正想要“经济的自由主义”。

福山的尴尬在于，今天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早在40年前，就已经开始主动抛弃意识形态的争论，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边界，并远离那些是是非非和吵吵闹闹了，但是，直到今天，他却依然还被人们认为，是自由民主这一意识形态最忠实的辩护士。我不知道，福山否能够摆脱“历史终结论”给他带来的标签效应，不过，我的确比较喜欢现在的福山和他新出的这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