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刘洪波/文 从汶川到雅安，灾难再次袭来，感动再次凝聚。一切似乎回到了五年前，然而，现在确已不是五年之前。 　

地震总是令人震惊的。但汶川在前，雅安已不会让人十分震惊了。我们可以将震惊视为心理的地震，震惊也可以像地震那样判断震级。

如果说汶川地震时，国人的震惊达到了10级，那么雅安地震令人震惊的程度，已大大减弱了。而且人们的震惊中有一部分仍然来自汶川：与汶川如此邻近的地方，再次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地震。 　

汶川地震时，这个社会的很多行为是被情感冲击所控制的。巨大的哀伤和悲悯，既生发了人对自然的复杂感受，更激发了人们强大的抗震意志，集体行为的逻辑一时焕发生机，社会动员力、国家号召力、集体行动力都达到了数十年未见的高峰。

今天，雅安地震再度袭来时，人们的震惊在减弱。这不只是因为雅安地震的损害不像汶川那样重大，我想，即使汶川那样的地震非如人愿地发生，人们遭受的情感冲击已将不复当日。

五年了，汶川地震未被人遗忘，塌掉的楼群，水泥构造堆积的废墟，仍随时能被人从脑海中提取。未被遗忘，或者准确地说，未能获得答案的悬疑，还有不少：关于校舍，关于学生，关于捐献的使用，关于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的作为等等。

五年前，人们在紧急援灾情势下，曾经激发起巨大的正能量，哀悼死难、拯救危难、扶济生还，到处奔涌着类似“总动员”的昂扬情绪，官民之间仿佛一举和谐。五年回首，那些被地震所激发的一切，也渐渐随“战时状态”的结束而消散；那些无法获得答案的悬疑，虽然人们也渐渐不再提起，但造成的情绪挫伤已深入骨髓。

这就是雅安地震袭来时的社会心理情境。雅安与汶川不同的，不只是灾难的等级，还有人们从未曾经历到已经经历，从想象变化到不再想象变化。所谓“震出一个新中国”，无论孟浪也好，寡情也好，还是怀着巨大的期许也好，都已被证否。 　

今天的雅安，仍然在瞬间将人们凝聚起来，但人们的情感强度下降了，人们已不会从救援状态去推想寻常状态，已失去从救援行动想象日常生活的兴趣。这或许可称为理性的回归，或许可称为理想的失去。不管怎样，人们知道“救灾只是救灾”，合作的层面、和谐的范围十分明晰，再没有人会轻易指望“光大救灾中体现的精神”了。 　

跟五年前比，新媒体已发育得更加成熟。新媒体不仅速度在先，使传统媒体变成了它的落地平台，而且成了社会活动的号召、发起、行动的平台。“每个人的媒体”聚集起来，可以有效承担起地震救援组织工作。尤其是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之下，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对民间社会救助、群人消息发布，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这些新媒体平台在灾难时刻传递出的能量，为人们提供了通往生命的一缕光明。

新媒体也使民间社会的边界扩大了，民间社会的独立行动力得以增强，官民已非原有的上下关系，新的关系模式很复杂，但建基在理性合作基础之上的共同行动，正在取代官民之间的从属关系和收编模式。新媒体每天都在滋养新社会，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在成为托夫勒所说的“权力转移”的现场。

雅安地震仍在激发感动，但再没有人幻想一个纯洁的社会，理性的回归向来伴随着理想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