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荣/文

当代国际关系惯例，元首出访，总会安排一次演讲，演讲场所往往选在所访国家的一所知名大学。而演讲稿中，多半会引用一句所访国家的名言名句或名谚俗语。许多年来，这似乎已成“国际惯例”，俨然给世界语文打造了一种新文体，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元首引用”的新修辞格。

这种“元首演讲修辞格”的修辞效果至少有四个:一是表示对所访国家文化的亲密；二是表示本国对所访国文化的宽博认知；三是，借用所访国的名言名句，表达某种跨国界、跨文化的普世价值；四是可为演讲增加文采。

如果是大国元首出访，考虑到大国元首讲演一定会被世界关注的特殊性，元首演讲词往往也是元首背后智囊们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有人甚至以此考量一国的外交文化水准。美国总统里根1984年访华，用英语说了一句《易经》上的话“If　two　peo-ple　are　of　the　same　mind，their　sharpness　can　cut　through　metal.”（“二人同心，其利断金”）。2006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也在讲到世界发展局势的时候引用了同样的话：“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复杂、如此相互依赖，以至于任何一个强国都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主宰这样的世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依然徘徊于稳定和混乱之间，正因为我们依然记得孔夫子的哲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有人比较美法两位总统的“引文”水平，最后评定说法国的“中国通”比美国的“中国通”差了好几个档次，因为法国的中国通让总统把易经中的话，安到孔子身上。其实论者不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易经·系辞》中的话，明明写着“子曰”。看来，法国的智囊也并不逊于美国的文案。

用典用得好，会增色很多。但是，如果仅仅为了一种“外交文体”而用典，就有一点生硬了。

有人回忆1981年美国卡特总统卸任后访华。当时8月，正值北京盛夏，卡特一下飞机，就念出两句古诗“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显然出自他背后的“中国通”的锦囊。出典的人，一定自鸣得意，认为自己的中国文学功夫了得。事实上也着实难为了迎宾的外交人员。为了查出这两句诗，外交部找到社科院文学所，然后又找到《文化遗产》杂志社，幸好杂志社有高人，查出这两句诗竟出自晋朝人程晓所作的《嘲热客》。有人说这个典故用得好，其实这个典故用得一点也不好，除了恶掉书袋，有谁还是“褦襶子”？（nàidài，不懂事之意。）用典太偏僻，被访国家竟要动用最高研究机构去查询，才能解读，这太费周折了，早失去了“演讲”的现场修辞效果。

元首演讲，一定是要被媒体特别关注的，用典首先讲究贴切、不俗，还要立刻引发共鸣，同时又不能无意中触及了所访国家的忌讳，为了做到这些效果，为元首准备文稿的人恐怕要大大地煞费一番苦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也发表了演讲，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发展中俄关系的主张。他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名言：“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文很偏僻，并非出自他的那些小说和文学评论的名篇。这是他对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就政治经学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信》一书的评论中随手写到的一句话。这篇评论最早发表在1861年的《现代人》杂志第一期，然后再也没有印行。直到苏联时期编辑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才再次发表这篇文章。1986年它被收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论集《没有地址的信》。2008年，俄国出版一本工具书，书名叫《带翅膀的话语——佳句辞典》，收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句名言。但是，能在这样的文献中找到这句话，实在不易，所以现场的年轻人笑了。看来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在年轻人那里，达到了很强烈的效果。

“语言是有翅膀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名字以及他这段名言代表了一个特别的传统。那就是革命的传统，列宁的传统。

中俄老一辈中，也许有很多人对这句名言“耳熟能详”——因为革命导师列宁非常喜欢这句名言，反复引用过它，而且是在最重要的一份文献里引用过它。那篇文献就是列宁最有名的“战术论”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是列宁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著作。写于1920年4月5月之间，是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而作，大会期间，人手一册，然后很快被翻译成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列宁引用的时候，稍微改动了原文，用“政治活动”替换了车氏的“历史道路”：“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列宁为了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解释这个比喻，还在自己的引文后面，特意解释了这个比喻的含义“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俄文原文请见：俄文版

ЛенинВ.И.Полн.собр.соч.,т.41,с.55。中文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1页。1986年，人民出版社）。而且这段话和列宁的另一句名言就在同一个段落：“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无论是俄文版全集，还是中文版全集，在对列宁的引文做注释的时候，都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文全部还原为：“历史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全然是在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923页）。

有专家考证：1926年1月，上海《中国青年》第110、111期连载由子云译、题为《列宁主义的革命战术》文章，这便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节译。1927年，上海浦江书店（中国共产党秘密出版机构）出版了该著作的全译本，名为《左派幼稚病》（资料来源：列宁著述之译介源流及特点略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列宁著作。作者：天心）。

中文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9卷刊载了一幅照片，是中文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封面集展，从1927年到1949年，竟有25种版本。

查阅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阅读故事，其中阅读《“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故事很值得不断回溯。

史敬棠是新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过来人，延安时期曾给毛泽东管理过图书。据他回忆，毛泽东在延安常读两本书，均称之为“策略”，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另一本就是《“左派”幼稚病》。在毛泽东读过的这两本书上，有多种颜色的笔留下的圈圈点点杠杠等读书标记，还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记录。据回忆，这两本书是毛泽东从中央苏区带到陕北的。在万里长征的路上，在毛儿盖，毛泽东一边啃着麦粒，一边阅读这两本书。《彭德怀自述》中也曾回忆，说这两本书是毛泽东打下漳州时候得到的，1933年毛泽东将这本书寄给他，为的是让他对列宁主义“知其一，也知其二”。后来，毛泽东多次指示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这部著作。

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中共党史的过来人，自然了解得很多，对这本书背后的故事也一定耳熟：“打漳州”、“驻毛儿盖”、“陕北根据地”、“延安圣地”，点点滴滴，关联着许多许多令人感叹的故事。那么，在细读研读这篇著作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一定会撞到读者的眼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历史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很可能是大家都熟悉的暗喻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历史上，首先是一个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同时更是一个革命的鼓动家。列宁说他的小说《怎么办》是俄国革命的百科全书，因此也曾是中国革命一代的必读书。

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登陆”中国，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甚至是在列宁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成立（1903年）之前，车氏的大名就已经传入中国。

1902年，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小说》，高调提倡小说革命，杂志创刊号，刊登了一篇风靡读书界的小说：《东欧女豪杰》。小说是中国人用文言写的俄罗斯民粹派女革命者的故事，主人公苏菲亚本来出身贵族，但是受革命书记感召，毅然决然投身革命。她的革命启蒙书是“暗里托人在外国买了遮尼舍威忌及笃罗尧甫等所著的禁书”（小说第二回）。

这里的“遮尼舍威忌”是谁？原来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代人或许已经淡忘了，这可是象征了一代仁人志士的符号啊！

1991年以后，列宁传统在俄罗斯依然是合法的传统。但是，当今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经不是红色了。假如再往远走一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段名言或许还有一层“语言的翅膀”在扇动。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出处，是对美国经济学家亨利·查·凯里的评论文章里。那么这位“亨利·查·凯里”又是何许人呢？原来他是林肯执政的时候的首席经济顾问。作为经济学家，他在美国历史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一是，1861年美国对英国实施新关税制度，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另外一个大的贡献是反对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发明了著名的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谐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正是批判凯里的这两个“政治经济学”。

智囊们搜索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句名言，大概是找到了一个与演讲文意贴切的，亦让俄罗斯人感到亲切的“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而已。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