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炼军/文
一
“你可以说这是一部史诗，一部成长小说，或者一部历史传奇。《红罂粟》（Red Poppies）可以配得上所有上述称谓。”在2002年的一份美国英文杂志上，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的评论家Fatima Wu如此介绍一本翻译自汉语的小说。在谷歌关于《红罂粟》的介绍里，我们看到一朵血红的罂粟花居于封面正中，英文内容介绍如下：“《红罂粟》展示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兴起之际，藏区土司们奢靡而野蛮的统治……”这本小说的中文名，就是《尘埃落定》。译者把“红”字加入一部中国当代小说的题目，无疑会让读者产生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想，但这位评论家接着就立即声明：“这不是一部政治小说或反战小说，它只是再现了一个生命是如何莫名其妙地结束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猜想，把“尘埃落定”译为“红罂粟”，是西方文坛和出版商试图为英语读者重新描绘这本抒写藏区的小说的面目。
十五年前，《尘埃落定》的书稿还在多家中国的出版社流浪，命运未决，没有人预想到这部小说最后会成为一本世界性的文学畅销书。机缘巧合，它最后流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女士手里。当时初为人母的她，万没想到这部小说即将在读者中掀起的巨大波澜，“由于孩子尚小要晒太阳，我在住地院子里一棵松树下发稿。稿页流淌了一地。没有人知道我这是在编一部书稿。我也透过阳光的缝隙，想象这部书稿的未来旅程。”脚印女士在最近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然而，“红罂粟”真就多少有点出乎意料地走红了，从国内红到国外。据人民文学出版社销售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十五年间，阿来的这部成名作《尘埃落定》已在国内销售一百多万册，现在还以每年近十万册的数量流向新的读者。几乎与此同时，通过多种语言的译介，《尘埃落定》也是国外最畅销的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之一。长期以来，它受到了各国读者和学者的纷纷关注。
二
“藏区的过去在文学中获得解放：阿来在《红罂粟》中发出异样的声音。”这是University of Haifa的文学评论家Nimrod Baranovitch的一篇论文的标题。优秀的小说，就是让我们被围困的经验和想象得到解放。在中国，如何讲述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的过去与现在，是当代汉语文学写作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少数民族是以一种相对固定的形象出现在当代汉语文学中的。众所周知，由于二十世纪特殊的历史政治现实，从1949年建国伊始，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就开始被纳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文艺抒写逻辑中。比如，在闻捷、李季关于西域的诗歌中，在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中，在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风行的红色文艺的影子。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原生性抒情和叙事作品，渐渐被改造为红色的故事和旋律。无数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浪漫故事都“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成为革命浪漫主义叙事与抒情的重要资源。这种抒情和叙事格式，由内到外地重塑了少数民族在汉语文化中的新形象。
然而，充满反讽意味的是，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也成为文学和意识形态变革的重要经验资源。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当代小说开始对革命叙事进行各种维度上的解构。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写，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当代诗歌中，也出现了昌耀、杨炼、海子、吉狄马加以及后来更多的年轻诗人，将对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抒写，作为语言美学变革的重要支点。在大众读物领域，比如金庸小说中，对西域、漠北和大理等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描写，也为武侠小说的浪漫底色增添了不少内容。这些不胜枚举的例子表明，无论在雅或俗的意义上，少数民族元素在当代文学和文化生产中的角色悄悄在发生改变。
三
在当代汉语关于少数民族抒情和叙事的编织过程中，对藏族历史与经验的抒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比如，在精英文化生产领域，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扎西达娃、马原等“先锋”作家，正是以藏地故事为突破口，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先锋小说运动的。他们的创作表明，重写少数民族经验，不仅是当代汉语小说叙事革命的组成部分，也为当代汉语小说打开了丰富的故事资源。作家阿来在回忆扎西达娃、马原等作家的写作时指出：“他们解决了异族题材现代化的问题，一直有很多人写西藏，但直到他们，才写的是当代文本，用当代的述说方式来写藏族的文化。”（见脚印与阿来访谈《阿来的两个世界》），的确，少数民族题材正是从他们这拨作家笔下开始具有了一种新的美学风格。
1998年《尘埃落定》的低调出版和出乎意料的成功，大面积地改变了汉语文学读者对藏地的想象。相比扎西达娃和马原八十年代写出的藏地题材小说，这部作品不但在精英汉语读者中获得认可，而且一时间洛阳纸贵，得到了最大范围内的传播。可以说，《尘埃落定》是第一部被精英与大众同时喜欢的关于藏地的当代汉语小说，它最大限度地唤醒了人们对藏文化的兴趣。
从此，中国读者，甚至西方读者，都开始重新认识藏族、藏区的历史文化，并催生了各类相关文艺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文化市场上先后赶集般出现藏族题材的小说、影视作品，甚至是诗集。《藏地牛皮书》《藏獒》《莲花》《水乳大地》《藏地密码》《仓央嘉措诗集》等等，难以计数。通过这些作品，许多人从文本上的藏区进入现实的西藏。
与藏文化相关的文艺作品的流行，对藏地宗教文化和自然文化的迷恋，显示了这个物质主义时代，中国人依然需要精神皈依，需要超越物化处境的心灵引擎。通过这些文本，在世界屋脊之上充满了宗教和异域浪漫色彩的藏文化，就成了物质主义世界的彼岸。而回顾简短的当代文化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近十年来的藏文化热潮，正是从《尘埃落定》这里开始沸腾起来的。它不仅为这个时代的汉语小说开拓了新的浪漫主义方向，也为“多元一体”（费孝通语）的中国当代文化注入了新的象征形态。
四
藏文化在西方受到持续关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西方对东方的传统想象和重构的模式。比如，二十世纪初，中国古诗通过日本汉学家引发了西方意象主义诗歌运动，庞德、艾略特等许多诗人都由此获益；稍后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也与《老子》在欧洲的翻译和流行有关联；后来美国“垮掉”派诗人对禅宗的推崇，旧金山诗人王红公、史奈德等对杜甫等诗人的创造性翻译等，都显示了西方文化逻辑下一贯的东方形象。
在当代汉语小说中，《尘埃落定》受到西方持久而广泛的关注，一方面自然是小说品质的优异，一方面则是对藏文化的西方式兴趣。在《尘埃落定》之前，已经有许多僧人和学者关于藏地宗教、文化、历史的著作在国外流传。我们常常看到，在许多国外的影视作品，比如好莱坞电影或科幻小说中，藏地的各种元素都常常被作为故事的重要支点。评论家David Duckler在关于阿来的评论中指出了这背后的基本文化消费逻辑：“当代关于藏区的文学似乎是贫乏的。西方的写作者寻找的，是用来弥补自身痼疾的异国情调，或者是用作最后避难的密封于藏族宗教文化中的智慧。”
《尘埃落定》作为第一部由藏族作家写藏地的当代长篇小说，它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国际读者心目中藏文化图景的缺憾：来自本土的浪漫历史传奇。“它对我们西方人不辨牛马的西藏情结有振聋发聩之效。”美国Project Muse上的一篇书评如此说道，“西方人非常着迷于世界屋脊上的藏区，我们可以将《红罂粟》视为《喜马拉雅》《盐程万里》《马贼》（这些电影扩大和加深了西方人对喇嘛或上师们讲述过的藏族智慧的理解）等西方人熟悉的电影之外的另一个关于藏区的优秀文学作品。”
上述一切，都依赖于《尘埃落定》作为一本好小说所展开的文本世界。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小说传播，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出口转内销”的模式。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欧洲现代主义小说潮流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作家的写作，而这些地区，比如拉美、日本、中国等地的作家在以现代主义技艺写作本土经验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美学风格。他们的作品，反过来又在欧美作家和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阿来这一代中国作家在西方的影响即属于这类型。
《尘埃落定》题材上的独特性，小说的唯美和浪漫气质，为消费主义的痛苦和痉挛无处不在的中国，为西方陷入晚期资本主义式的枯燥的读者，都展示了独特的象征世界。只要失神的现代世界枯索的灵魂里，还对藏地或世界其他未明的部分抱有幻想性需求，抱有树立精神的另一极的愿望，只要人们将历史传奇化的冲动不减退，只要灵魂的涨落比水流更远，那么，尘埃就永不落定，“红罂粟”的传奇也将在大地上不断地重新绽放和传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