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非)J.M.库切
译者: 文敏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by黄夏

世间之“理”并非顺理成章得无懈可击，而是埋伏着一个又一个的“裂缝”，从那豁开的大口中，微醺甜腻又颇撩人的臭气正蒸腾而出。

同J.M.库切早期作品一样，《耶稣的童年》背景游移暧昧。难民船上的一个五岁小孩与母亲走失，幸得西蒙垂怜收留，取名大卫，这一老一小登陆后在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港口安家，西蒙一边做工赚钱糊口，一边帮助大卫寻找母亲。小说的主干如此清晰，但细节却被库切吝啬的笔墨架空掉了：如同走失的小孩弄丢了母亲的信件，西蒙和大卫的身世与经历也神奇地走失了；西蒙既不依循可靠的线索又不做深入的调查，而以神秘的直觉觅得大卫的母亲；这讲西语的城市无任何习俗、民情与事物可以指向任何一个欧陆或南美国度，毋宁说，这是一个抽象的西方城市……

书的主旨模糊不清，所有问题似是而非，库切仿佛在冰面上泼水一般，让情节滑行于新移民与旧生活、野蛮与文明、童年与成人等众多悖谬性主题之间，使作品别具一种流浪汉小说的流动性和不可预知性。读《耶稣的童年》就好比西蒙在书中给大卫念的《堂·吉诃德》中的一个故事：堂·吉诃德掉入一个深坑，经历三天三夜的冒险与奇遇，带来美人的祝福与天国的荣耀，回头桑丘却说，“老爷你晕过去了一个钟头”。显然，这里存在两种看世界的方式，一种是堂·吉诃德的，一种是桑丘的。那么，骑士的荣誉与平民的务实，你相信哪一个？

库切在此引入了关于“间隔”与“裂缝”的讨论。“间隔”意指如一个挨一个的数字那样井然有序的世间的“理”，“是事物本来就有的一部分，是事物的组成方式，你不能掉进间隔就消失不见了”，而“裂缝”则刚好相反。西蒙告诫大卫，“间隔”永远都不能与“裂缝”混为一谈，更不会与“裂缝”发生重叠。但纵观全书，正是西蒙自己掉入了“裂缝”而无法自拔，他在故国的记忆与他乡的现实之间举步维艰，他以一己私念将母亲的想象投影到别的女人身上，他口称“理性”却偏偏在世间的“理”前撞得头破血流。

我们跟随左冲右突的西蒙到底还是做了一回堂·吉诃德，进行了一场看不见摸不着的冒险。只是西蒙大战的不是巨人和魔兽，而是一个安谧温吞的所在。我们会惊奇，一个混乱不堪的南非，和一个小天堂般的澳洲，在库切看来竟同样充满着各种可批判的元素。我们艳羡的住房、医疗、工作等制度保障，都浓缩为西蒙眼中一成不变、按部就班、成熟得近乎发出微微甜臭的西方文明：人们彬彬有礼但交情不会很深，衣食无缺但万变不离其宗，音乐不带劲儿，性爱缺乏激情，生活没有波澜，连电视新闻也无棱无角得没法让人侃（砍）上一通。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也“定势”得好比编了程的计算机，无物不成理，无理还偏不能成就一番功业。西蒙的堂·吉诃德式的英雄喜剧即在那家像医院一样需要挂号的妓院达到了巅峰：他申请一个能“在真正亲密的状态下”、“以友爱之心”来帮他释放压力的女士。他当然没有等到这位女士，妓院令人感动的诚实甚至连一点点美丽的谎言都拒绝给他。《耶稣的童年》并非西蒙自说自话的发神经。从《八堂课》开启的澳洲新时期以来，库切愈来愈热衷在作品中引入干预甚至侵略性的角色。在《耶稣的童年》中，库切更是将一大堆形色各异的人物放入小说，以此构成男性－女性、年老－青春、残疾－健全、主流－次流、边缘－中心等极具对抗性和互生性的叙述关系，使本书的体例活像一本“苏格拉底谈话”之类的对话体小说。但“苏格拉底谈话”使真理越辩越清，库切却把真理当矛和盾来使，通过辩论消解了它的客观性而使之相对化、悖论化了。而在人物设定上，本书也没有一个能指引谈话向着可验证的真理过渡的人物，换句话说，书中所有与西蒙形成互动关系的人都是库切自身的投影，他们之间的辩论同样可以视为库切头脑中的思维柔道——你会看到，小说中那些背麻袋、接电话、跑堂的或者家庭主妇的谈吐，都毫无例外地具备一种知性的魅力。

这种以怀疑眼光批判自启蒙时代以来便高居王座的理性主义的姿态，也使库切受到“作品存在是非不清的观点，尤其是在一些泾渭分明的问题上”的批评。但当下西方文明的痼疾正在于将理性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如早年的宗教那样被奉上神坛，愈加成为一种僵化和迷信的事物。《耶稣的童年》中鬼头鬼脑的大卫之所以比西蒙走得更远也更令人难堪，正是因其作为一个小孩，世间的标准、价值与观念在他便从来不是自然而然，而是有待观察、考评和重估的，他的存在竟使西蒙的英雄壮举显得既可怜又保守。就此而言，库切以73岁高龄创作此书，不也是以另类眼光作匕首，掷向那已然熟透发胀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