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艳霞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七十年前，萧红在她的成名作《生死场》里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一语成谶。按说，七十年来，东北乡村的生活早已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人也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当打开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的时候，第一个冲进脑子里的感受还是这句话。当然，这一次生和死的“忙”，早已不是当年为了抵抗日本，为了反抗夫权父权的“忙”，而是另一番决绝和挣扎的景象。在这景象里，白墙红屋顶的新房子都建起来了，太阳能热水器都蹲在红屋顶上，路灯、垃圾处理厂、休闲广场都一应俱全，“既像城里的社区，又像世外桃源”。然而，在这里晃动的身影，却远未感受到这一切带给他们的幸福，或者说，他们的精神并未脱去“灰头土脸”的旧模样而与之匹配。

这本书出版方的定位是长篇小说，但给人的阅读感觉却更像是一本乡村访谈录。书中收录的是作者夫妇和几个精神医学和应用心理学的学生对农村自杀遗族的调查采访。“农村”+“自杀遗族”，这样的关键词一出，书的内容便可想而知了——这是一个卑微者还要自杀的悲惨世界。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在我们的认知常识里，都认为卑微者的生命理当更强韧，外部世界加给他们的一切，只能让他们变成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承受着最深重的苦难同时又承载着最浓烈的希望，他们是奋斗者，是命运的翻盘者，是励志者，是正能量。然而，当这本书静悄悄地揭开乡村世界的角落的时候，一切都被修正了。

当然，这书不是用来揭幕的。新闻报道和微博中，比书中的故事更为令人震惊、令人难以置信的比比皆是。如果不是集中、系统地呈现，书中的每一个故事单独拿出来，都会变成滔滔新闻中的一粟，昙花一现。隆隆向前的社会车轮碾压个把人，于今早已是不值得唏嘘的事情——哪一次的历史进步没有普通人的血迹呢？或者换个角度，普通人的血迹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进程，也被认为是一种贡献。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也是一本“大”书——每一个细节和个体都是同一个“问题”之下的具体案例，他们具有相同的功能，而不是承担不同的命运走向；他们的差异性不值得追究，而背后暗含的社会学、心理学共性却值得探讨。从这个角度说，《生死十日谈》也是一本发现和提醒之书，是写给启蒙者、研究者和决策者的书。

生的卑微，死的草率

《生死十日谈》讲的全是“死”的故事，大多数的故事都沉郁压抑，所涉及的人也大多又善良又愚昧、又质朴又无知、又可怜又可恨。在这些故事里头，婆媳二人可以为了一泡屎双双自杀；十几岁的花季少女可以为了20块钱自绝于人世；满含创业激情实现“回乡A计划”的大学生会为失恋而斩断前程；男人会因为和妻子吵了一架就撒手人寰，而他的父亲会就此撇下老伴随儿子西去；发现妻子偷情的丈夫会一怒之下自我了断，等等。几乎每一个人，在裁决自己生命的时候，都没有经过清醒理性的选择和斟酌，他们处理自己都像处置一只鸡、一头猪一样鲁莽而草率。且不说如今的社会、外在的环境如何对待这些卑微者，即便卑微者自己，也视自己为尘埃和草芥。他们对生命的基本价值尚且无知至此，更遑论生命的尊严了。鲁迅一代“五四”作家对祥林嫂们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知何时才能被扫进文学情感和历史情绪的垃圾堆。想到这一切，真让人黯然无语。据说，在社会学家的自杀研究中，贫穷和愚昧是自杀的重要诱因之一，尤其是农村地区。

伴随着死的草率，必然是生的苦痛。书里写尽了“自杀遗族”的眼泪，也几乎是一览无余地展现了他们的苦痛。当然，透过生的寥落和破败，我们还总算可以依稀看到人性中的忍耐、爱和坚持。这些，也总算让人在冰冷一片的“死”中感受到了温热的“生”。书的最后一个故事叫“大辫子”，是一个下乡女知青的爱情故事。她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小老头”，她喜欢剪纸，于是她和她的辫子、她的“艺术”一起，被“小老头”郑重地呵护了一辈子。最后，“小老头”不堪病痛，上吊自杀。然而，大辫子的人生却从此被爱人之死唤醒，她“懂事儿”了……说起来，这是全书写的最好的一个故事。

然而，在书中，“自杀”对亲人产生“价值”的例子却不多，“小老头”算是一个让人备觉温馨的特例。在亲人自杀造成的道德困惑、情感废墟之上，大辫子的故事算是最最现实的救赎。

此外，书里不止一次写到了宗教或者类宗教——仙、命、老天爷。生者在痛苦迷茫之中，需要寻找到情感依托，需要合理化的解释，需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消息。或许，一次倾诉，一次辩白，一个暗示，就是他们的救赎之路。饶有趣味的是，参与调查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在他们面前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和作家一起，能做的就是倾听、流泪，还有支付每个被采访人40元误工费。

“自杀”的阶级差异

在《生死十日谈》里，两个细节让人感觉非常刺眼，过目难忘。一是百草枯，二是40元误工费。几乎一半以上的自杀者，选择的都是喝百草枯。据说，这是农家必备的农药，为了确保粮食丰收用的。这些如草芥般的生命，喝下的正是“百草枯”，而且永无“春风吹又生”的可能。而我每一次看到讲述者说逝者拿起百草枯的时候，内心里都会忍不住希望，他/她喝下的是一瓶假药，然后等他们说：“我不想死”的时候，悲剧变喜剧。而40元误工费，就可以让被访者在沉默疗伤和揭开最疼痛的疮疤之间选择、犹豫，这真是让人无比心痛。一方面，是在选择生死的时候鲁莽草率，看不到一丝理智权衡的影子；另一方面，是在面对40块钱的时候忽然显得有了“头脑”……想起胡风给《生死场》写的后记中说：这些人“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

有一个故事，名字就叫《百草枯》，写的是一个不伦之爱造成的悲剧。这个里头的“百草枯”是女人的绰号。丈夫为她的出轨自杀，而属于她和另一个男人的爱情也从此灰飞烟灭。男人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尝到好滋味。”“不是所有人都配拥有爱情。”他们这么想自己的命运，这么看待自己的悲剧，真实得让人疼痛无语。

这本书就是如此，读来一直让人疼。表面看上去，压倒每一个生命的都是鸡毛蒜皮，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群体，背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沉疴、现实难题、精神困惑、心理疾病等等，都太复杂、太难解。于是，只能提出问题。或许，作者决定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早已意识到了我们现在阅读所感受到的所有的问题：

面对因愚昧和无知造成的最底层的卑微者“死成一片”的结局，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每一个生命的故事清晰和醒目起来？

每一个生命的陨灭都值得如此关注吗？

在国家、社会开始下大力气用钱来反哺被亏欠了多年的农民的时候，该如何勾勒这个群体的精神生态？

所以，在书的开篇，列举完自杀者的名单之后，作者说：“在翁古城计生委的死亡名单上，这些自杀者的生死日期确凿，名字醒目。赵凤、姜立修、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杰克·伦敦、张国荣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以及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外边人很少知道。”作者将自己笔下的农民之死和患了抑郁症的名人之死同等看待，是写作者的情怀，但其实二者相去甚远：名人让人怀念固然因为他们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他们的“死”是理智选择的结果。生命因为有了理性，有了权衡，有了选择，才会被人重视和铭记，哪怕这个生命选择死！

猛然觉得，面对《生死十日谈》，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来看待这个书提出的问题，都不妥当：同情？批判？反思？启蒙？统统都那么廉价。或许，对这个群体、这个阶层的精神世界而言，所有人都还在外面……

为农民寻找“关系”

各国的社会学家在研究“自杀”的时候，都在强调社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曾有美国的研究者发现，自杀率的上升与社会隔离、社会流动性与社会解体有关。而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城镇化浪潮中的中国农村的自杀率已经接近了某些发达国家。显然，《生死十日谈》关注的，只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冰山一角。

书中写到一个女子的自杀——在外打工的丈夫有了别的女人，常年不回家，自己又得了性病，但她有一个关心她的养父，按说命不该绝。但就是因为一台豆浆机，她服毒自杀。在分析这个案例的时候，书中说，她不仅因为经济穷、心穷，还因为关系穷。在自杀者的心里，往往认为自己被斩断了和周遭世界、和亲人、和朋友、和所有一切的“关系”。人需要活在“关系”里，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但这些自杀者，恰恰缺少这种“关系”，或者缺少感知这种“关系”的能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经描画过中国乡村社会的图景，这是一幅基于土地而建立的关系。他说：“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有伦理而不需要契约，他们的“土”、“愚”和“私”其实都有一套运转的法则，足以让这个社会和谐自洽。多年来，中国乡村保持着这样的特征。然而，城镇化的历史大潮来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和自然的关系逐渐消磨；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秩序崩毁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赶在这里的一代人，于是就出现了“关系穷”的困境。或许，对这个群体、这个阶层而言，真正的救赎之路，在于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让他们感受自己与这些“关系”之间的联系。当然，这种“关系”得是扎扎实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至少，这本书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