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

香港是一个政府的能见度很高的地方。几乎每天，电视里都有各色高官面对镜头回答记者提问，他们表情诚恳，态度端正，没有半点敷衍、俯就之意。报纸上，政府永远是小媳妇的角色，做好了，是应分，得不到表扬，做得不好，就惨了，报纸会劈头盖脸地问责，不依不饶地扒粪，从廉政公署专员宴请超标，到警察执法时碰到了示威女学生的胸部，都会连篇累牍地做文章。凡此种种，让人感觉到，这里的权力，是服服帖帖呆在笼子里的。

香港也是一个公共服务发达的城市。居民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可以在任何公共图书馆里一次免费借阅八本书。漫步香港，更能从细节中发现政府提供服务的用心与体贴——在密集、高耸的钢筋水泥丛林中，见缝插针地密布着供市民健身的篮球、羽毛球场，以及供儿童、老年的健身游乐设施，许多球场边上都配有免费洗浴设备。即便在高档楼宇的身边，也有供平民活动的场所。至于公共交通的发达、便捷，更是有目共睹。在香港地铁里，站在候车的任何一个地点，抬头就是乘车路线指示图，你用不着费劲地满站台捉迷藏一样去寻找。

总之，在香港，你处处能看到城市管理者的细心与体贴。这里的面子工程，不是宏伟的广场，不是八线双程的主干道，而是这些洒落在城市每个角落、与百姓寻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细节。这些日常的细节，让普通人也能感到被尊重，被呵护，感到这是一个为人而存在的城市。当然，你更不必担心会有执法人员用双脚踩跺纳税人的头的事发生。

笼子里的权力，优良的公共服务，这二者之间，有内在联系。权力只有被驯服，才会用心为公众服务，资源才会被更多地用在百姓身上。很多时候，提高公共服务水准，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就此而言，香港的核心价值——法治与自由，绝对不抽象，它们与每个香港人的福祉息息相关，实实在在地造福着这一方土地。因此，尽管今日的香港有各种纷争，但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能够凝聚港人的最大公约数。

那么，一个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香港媒体人，当他遇到中国内地，并且在二十余年间，纵横中国大地，深入观察与思考之后，会怎样看待中国国情？对中国未来又抱有怎样的希望？

区家麟，香港知名媒体人，也是香港少有的中国内地巨变的专注的记录者与观察者。从1989年起，他就从事对内地的报道，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工作期间，曾经监制过《中国人上太空》、《西部大开发》、《六十年家国》、《新双城记》等系列新闻节目，获得过国际新闻大奖。很多年里，每隔两三个月，他就要到北京采访一次。2008年奥运会，区家麟正好在北京，在水立方内，他看到许多人在一座喷水池旁玩耍，玩儿得很开心，那一刻，他很感动：中国乱了、穷了150年，历经磨难，现在终于崛起了！

这一刻的感受，也是作为香港媒体人的区家麟价值观的写照：不为天文般的经济数字、宏大的工程而欢欣鼓舞，相反，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才是衡量发展的尺度。这使他看待中国的眼光，复杂而具有批判性。“装备灵锐的心，做一个具批判力的爱国者；洞悉国家的美丽与哀愁，才能深切地心系家园。”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自己看待中国问题的立场。秉持这一立场，他将对中国内地长达二十余年的观察，写入深情与理性兼备的《我的奇幻国情教育》一书，书出不到半年，已成港人了解内地政治与社会的很有影响力的读本。

奇幻，是区家麟描述中国国情的关键词。在他眼中，中国国情之奇，现实之幻，举世罕有其匹。“你会看到最华丽与最挥霍、最绚丽与最荒凉、最温柔与最暴烈，感官冲击澎湃，直到你麻木。”高速发展的中国，在他眼中，奇幻有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神奇的拉丁美洲大陆。

注解华丽与炫丽的，是雄伟的硬件。在陕西法门寺，他被法门寺由景点扩展为“景区”、原来的寺庙摇身变为三四十层楼高的的建筑而吃惊，更为寺庙门前两个足球场大的停车场而感叹。行走中国，这样的景象比比皆是。越是三、四线的城市，越热衷于基建，热衷于修筑宽大的公路。笔直的马路空空荡荡，就像被遗弃的飞机场跑道，是常见的景象。“修筑这样的马路，不觉得浪费吗？”面对区家麟的问题，连司机都能告诉他：这条路是为20年以后而建的！面对如此普及的大局观，令区家麟感觉自己彷佛就是火星人。

而绚丽与华丽的背面，是权力失控、权利不彰。“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很多东西没跟上，带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区家麟关注的重点。作为香港记者，令他感到悲哀的是，财富分配失衡、官员腐败滥权，造成许多社会问题，自己常常被内地民众当做一根稻草。在四川漩口采访拆迁民众，先是冒称“广东记者”以免引起无谓恐慌，结果当地百姓情绪激动：“广东记者信不过，四川记者信不过，你们走！”待暴露出香港记者身份，奇妙的一幕发生了，村民态度大变，附近村民也闻风而来，将区家麟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没有社工，律师难寻，传媒失信，缺乏法律援助等维护公义与排解纠纷的制度建设，绚丽背后的这些荒凉，让区家麟深感忧虑。

区家麟尤其同情那些“二次受害者”，并深致忧患。天灾人祸，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度都是世情常态，而独在转型中的中国，天灾人祸，常是受害者苦难的开始。第一次受害，来自毒奶粉、拐童集团、豆腐渣工程、野蛮拆迁，受害者失去亲人、家园后，往往会面临二次受害：司法不公、村官横行，不但没得救济，却沦陷于新的伤害。香港记者对这些二次受害者做了很多报道，新闻作品获奖无数，而许多二次受害者的处境并没有得到丝毫改进。区家麟说，每当夜深人静，扪心自问，虽然尽了本分，但仍难免愧疚，挥不去深沉的无力感。

报道中国多年，区家麟常遇到“反对你反对”的声音：“为什么事事都骂？难道中国一丁点好东西都没有吗？国家那么大，各方面都慢慢进步，多给一点时间吧！”

对此，区家麟的回答是：歌颂的声音已经够多，那不是我们公民的职责。他引述葛拉威尔《异类》中的一个情节：稍老的一辈人都记得，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发生的很多空难，飞机的残骸上有“大韩航空”的标记。为何如此？现代飞机设计先进，有许多监测与补救系统，认为出错机会极低。专业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的空难，都是连串微小的巧合与误会积累而成，在关键时刻仍未能纠错，多是机师与副机师之间沟通出了问题。机师虽有正负之分，但实际操作时，副机师负责监察与指正，甚至发出警告。

调查结果指出，当年韩国众多不应出现的空难，乃因为驾驶舱内太和谐，副驾驶面对经验丰富、状甚权威的正机师，指出问题时太婉转，不敢坚持；正机师则刚愎自用，不听人言，这些尊卑有序的传统，渗入语言结构里，谈话时的尊称、平日碰面的鞠躬问好，定义了权威与服从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葛拉威尔说，韩国的航空训练后来大改革，全用英语对答，改变观念，问题很快解决。

区家麟总结：韩国空难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朗月当头，红酒在手，亦每有阴晦之时，乖人过多，顺从者众，飞机会撞山。

面对中国驳杂、艰难的现实，区家麟提倡“五岁价值”，也即我们从幼儿园就被教育的那些价值：不要欺骗，不要说大话。要爱护弱小，让座给老弱伤残人士。要遵守校规，信守承诺，动口不动手。

其意拳拳，其诚可感。叫人不由得想起那句古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