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欧阳晓红 一场猝不及防的银行间流动性紧张“袭击”了整个资本市场，导火索之一是央行缩紧银根，坚决促银行业缩减表外业务的政策。此举背后，是践行政府多次提及的“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其潜台词或是中国经济展开了一场“去杠杆，去产能，压债务，促转型”攻艰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主任文宗瑜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解析中国经济现状及决策层的政策思路。

盘活存量冲击波

经济观察报：如何理解中国高层多次提出的盘活存量？

文宗瑜：近期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与现象表明，中国经济行至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关键时间窗口，已到非改不可之时。像政府性债务与商业性债务正步入偿贷高峰期，若违约叠加，会诱发滞后的金融风险。

央行的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希望通过整顿非标资产，加强监管杠杆推高的资产价格，压制房地产企业和平台融资的高杠杆行为。因此，要在用好增量的同时，下大力气盘活存量，以盘活存量化解结构性的流动困难。把沉淀的货币逼出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如此，不妨从三个方面来看存量的盘活：“4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衍生出来的28万亿投资存量、由投资形成的巨大工业产能过剩存量、资产泡沫及过剩产能所吸纳的无效或低效益货币存量。

其实，从今年财政部增加的财政赤字预算及1～5月份的财政收入增长放慢看出，财政已经不具备更大的投资能力及资金投放量，积极财政政策边际效应开始显现；更何况，新一届政府已经注意到，依靠以往的货币“放水”与外部“刺激”无法让经济恢复内生性动力，只有去杠杆，压债务，炼内功，盘活存量，才能让流动性转起来，使经济逐渐回归健康常态。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存量资产家底如何？可以怎样盘活存量？

文宗瑜：5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经超过了104万亿，信贷存量已经很大；尽管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会收缩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有的还会出现结算困难，但这是必经的改革阵痛。

就投资存量盘活而言，盘活意味着要适当压缩投资，尤其要坚决压缩若干过剩产能行业的新投资，一些立项甚至经过发改委批准的项目，到目前还没投建的或刚刚开工的，应该先停止投建，因为项目所处的行业已经过剩，发改委的批复是行政导向，停止投建是市场规律作用，唯有如此才能比较好地盘活投资存量，从而提高流动性。

就产能存量的盘活而言，盘活意味着要对过剩超过70%的35个行业进行关停甚至清算，加快去库存化去产能化的进程，在去产能化的行动上，最大的阻力是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若不坚决对过剩行业去产能，会形成流动性的更大破裂及更大风险；在去产能化过程中，行政力量要发挥作用，但更强调市场力量的作用，通过兼并收购重组等方式，盘活一些有效的产能存量。

就货币存量的盘活而言，调整存量结构，引导资金从资产泡沫领域向实体经济流动，或许效果更好。对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贷款存量，要坚决停止受行政力量作用于对某些领域的到期贷款展期、偿旧贷新的做法，如约13.2万亿的地方性政府债务，2013～2015年是偿贷高峰期，今年到期的偿贷不应再进行展期，再如过剩产能行业的2009年、2010年新上项目贷款，2013～2015年也是偿贷高峰期，到期的偿贷不应再偿旧贷新。如果能够对已发生的贷款存量进行调结构，会极大提高流动性，对于今年下半年到期的偿贷，要么采取手段，要么银行引导，将资金调转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实际上，存量盘活最终要解决两个问题：提高流动性与提高资金效率；而前者最为重要，三种盘活都旨在提高流动性。一旦货币流不动，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经济观察报：近期，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严重萎缩，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文宗瑜：市场现在很恐慌，但政府很冷静。毕竟4万亿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实际演变成28万亿的投资大跃进，政府需要为此买单。目前流动性收缩仍是结构性的问题，只要政府引导得当，宏观调控的“拿捏”适当，再配合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逐步化解风险。中国短期的金融风险仍然可控，金融市场及证券市场不会崩盘，还没有达到美国2007年的雷曼风险程度。但是，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找到经济体制改革攻坚克难的突破口。

就目前国务院高层传达的信息而言，决策层旨在让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充分暴露出来，对症下药。估计今年9月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会出台力度更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通过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拉动经济增长和推动结构转型。

市场亦无需紧张担忧，此次“钱荒”主因是资金错配导致的结构性紧张。还没到危机时刻，一季度GDP还有7.7％的增长，二季度最低不会至7.4％，估计为7.5％左右。

政策底线？

经济观察报：金融机构在去杠杆过程中，市场上可能会出现什么风险？决策层的底线是什么？

文宗瑜：约18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与约35万亿若干产能过剩70%以上行业的商业性债务，正步入偿贷高峰期。政府性债务与商业性债务的违约叠加，会诱发滞后的金融风险。面对债务违约率的不断上升，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均押注中央政府及中央财政会伸出援手而消极应对，不同程度地加剧了风险。

为防范滞后的金融风险，中央政府应能够容忍经济周期的自然调整、允许中国经济弱复苏弱增长的周期适度延长，把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到严控各地呼之欲出的“地方版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土地城镇化”运动，以及商业银行表外经营与影子银行类产品及盲目放贷冲动、M2过快增长及信贷杠杆放大等。

与此相适应，为谨防滞后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破裂及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农产品与副食品价格快速上涨、人民币由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突然转变为“对外对内双双贬值”等现象相继出现，从而拖累弱复苏的中国经济“硬着陆”，中央政府要转变“重调控轻改革”的思维及做法，探寻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加大改革力度，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应对并化解风险。

经济观察报：政府希望达到什么样的调整目的？

文宗瑜：政府的政策重在以调结构与改革为抓手，而非“放水”，最终目的是让金融支撑实体经济。

不过，流动性回流实体经济的前提是解决两个问题：资产价格回落与金融机构的自我转型。如今，资产泡沫完全扭曲了要素市场，导致投资者抛弃实体经济。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最大的区别是，欧盟、美国等是地板价格，中国却是天花板价格，这很不正常。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已成定局。

以房地产为例，若泡沫破裂，中小金融机构、老百姓的财富，地方财政收入等会受影响；并不会冲击大型商业银行；对其而言，最大的棘手问题是产能过剩的行业——其在银行商业贷款涉及35万亿，此外是地方政府债务18万亿，两项加起来50多万亿，而房地产不到十几万亿。

另外是金融机构的自我转型，改变其“把资源投向高回报率、高风险的领域，以及投向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做法。

此次政府旨在去杠杆，促使资产价格回落。盘活还是练内功，而非外部加杠杆，让沉淀在不动产的资金与在金融领域空转套利的资金真正流向实体经济。